森林法在执法实践中存在问题及建议.docVIP

《森林法》在执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一)《森林法》部分条款没有体现森林分类经营管理的改革理念,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滥伐林木案件的不断攀升 　　如《森林法》的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成熟的用材林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择伐、皆伐和渐伐方式,皆伐应当严格控制,并在采伐的当年或者次年内完成更新造林。从执法实践看,该条规定过严,应当适当放宽商品材尤其是人工商品林的采伐。众所周知,民营投资购林、造林的目的大多数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若经济利益无法实现,就会挫伤民营投资主体购林、造林的积极性,在合同经营期内,当不能收回投资时,就会铤而走险,滥伐林木。从襄樊近几年查处的滥伐林木案件看,有30%的滥伐林木案件客观上是因此条规定过严所致,在连续几年禁伐的县市,这类滥伐林木案件的比重更大。 　　 　　(二)部分条款规定不够科学严密,容易引起岐义 　　1.《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房前屋后”一词表述不够准确。在山区县市,有相当部分农村居民将房屋盖在自留山和承包地上,而房前屋后自留地和承包的林地上长有农村居民个人所有的林木,所以这些农村居民就误认为只要采伐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即使长在自留山上或承包林地上也不需要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而从该条第四款的规定看,该法的立法本义是只有农村居民宅基地上的零星树木的采伐才不需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 　　2.《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单列和强调“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没有必要。同时也容易使人将此条规定的采伐主体误解为“林业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而立法本义是“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 　　3.《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铁路、公路的护路林和城镇林木”的表述不够准确,容易使人误解为“长在铁路和公路两旁的护路林和城镇范围内的树木”,从《森林法释义》看,立法本义是指铁路、公路、城市园林等部门组织种植并管理的树木。执法实践中,城市园林部门经常和林业部门“扯皮”,城市园林部门认为,只要是城市范围内的林木的更新采伐都应该由城市园林部门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为解决这一问题襄樊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专门下达协调意见: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林木的采伐由园林部门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笔者认为这一协调意见是有违该法立法本义的。公路部门经常与林业部门争权,认为只要长在公路两旁的林木,尽管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组织种植和管理的,也应该由公路部门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 　　4.《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四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伐林木”的表述不准确,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伐林木,尽管林木产权不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仍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 　　5.《森林法》第三十七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林区”概念不明确,容易使人误解为“山区”,而立法本义是指森林覆盖率达到一定标准的有林区域,可以以省级行政区域为单位,也可以以县(市)、设区的市或自治州级行政区域为单位划定,据国家林业局(林函策字【2001】44号)文件的解释,湖北省属南方集体林区。近几年工程造林和社会造林如火如荼,现在,实际已无林区内外之分。2002年12月28日九届人大常委会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四)第七条已将《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三款修改为“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也就是说,不管是否在林区,只要非法收购和运输了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的就可以构成犯罪,既然调整严重违法行为的《刑法》就已取消了林区的限制,那么调整一般违法行为的《森林法》也理应取消林区的限制,实践中,林区内外的采伐运输管理并未严格区分,取消了林区的限制,林业部门就能理直气壮地加强采伐、收购、运输“一条龙”管理。 　　 　　(三)部分条款不利于保护有限的林地资源 　　《森林法》的第十八条虽然规定了征用、占用林地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但是,实践中,往往是建设工程项目立项后才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林地使用手续,批不批只是一个形式,根本达不到“应当不占或者少占”的目的。 　　 　　(四)部分条款有违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理念 　　《森林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没收盗伐的林木不妥。其一是实践中被盗伐林木的被侵害人要通过民事诉讼追回自己的损失很难,且成本较大,而追回自己被盗伐的林木相对容易,但是被盗伐的林木又被林业部门没收,其拍卖款必须上交国库,无法追回林木。其二是此条规定不利于打击盗伐林木行为,这是因为被侵害人当发现自己被盗伐的林木还未从作案现场转移时,一般不会向林业部门投诉,只有这样才能“捡回”被盗伐的林木,减少损失,否则,就会被林业行政主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