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荃惊动高层鲁迅一条注释.docVIP

“杜荃（郭沫若）”：惊动高层的《鲁迅全集》一条注释 　　1932年，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说：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 　　鲁迅这里说到的在上海“遇见文豪们笔尖的围剿”，熟知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就是在现代文学史上占一个重要章节的“革命文学”论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1927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1928年，创造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这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由于是论战，参加者发表的一些文章都带有一些火气，甚至率意扣帽子。比方说，以杜荃的署名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用尖酸的语言攻击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而“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因此“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意的Fascist（法西斯蒂）”。而且，由于是论战，很多人的文章是以笔名发表的。称鲁迅为“封建余孽”的杜荃就是一个笔名。 　　关于鲁迅这段话，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的编者们，在笔名的考证上却留下一个空白：即对“杜荃”没有像对“石厚生”后面加上一括号注明是成仿吾一样也加上一个括号注明是何许人也―――《全集》其他涉及到“杜荃”的也同样如此。这个问题就留给了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的编辑者了。 　　 　　陈早春：杜荃就是郭沫若 定稿小组：真人不好露相 　　 　　鲁迅的《三闲集》，收录在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第四卷中，该卷的责任编辑是陈早春。陈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与冯雪峰交往很密切，对《鲁迅全集》的编辑也是了解的，所以对“杜荃”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但要真正找出这个人是谁，却还要下一番功夫。 　　经过多方考证，陈早春做到了这一点。在1977年中央决定由胡乔木、林默涵来领导并主持《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时，他就拿出了考证的结果：杜荃是当年创造社的首脑郭沫若。因此，他在关于鲁迅这段文字中的“封建余孽”的注释中，在杜荃后加上一个括号，写明“郭沫若”。 　　但是，陈早春的考证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陈早春告诉我： 　　我在第四卷第一稿上，也就是初稿上，就注明了杜荃是郭沫若，但在定稿小组审定时，却被划掉了；第二稿我还注明，仍然被划掉了。在第三稿、第四稿、第五稿上，我仍然坚持写上，但都如同以前一样，还是被划掉了（2003年11月8日电话采访陈早春记录）。 　　虽然陈早春没有多谈及被划掉的原因，但在我看来，定稿小组不让杜荃的真人“露相”，大致还不是对陈早春的考证结果有什么怀疑，而是因为这个考证的结果是郭沫若。 　　编辑出版《鲁迅全集》，虽然是学术范畴的事，但是，由于鲁迅在中国的地位，他与文坛一些人交往的复杂的情况等等，对《全集》进行编辑、注释，有时候不免要牵涉到一些重大的人和事。正因为如此，不管是1958年版还是1981版的《全集》编辑工作，都是在中央领导下进行的。1958年版就不说了，就1981年版来说，早在1977年，中央就决定由胡乔木挂帅，林默涵披挂上阵，主持这一工作（后因乔木忙于其他工作，便委托林默涵代为负责）。这年12月初，林默涵就和《全集》编辑一起就注释、整理与出版工作中有关方针性的问题以及注释体例等拟出了条例。在这个条例中特别要求：“注释中遇到的一些较重要或较复杂的问题，应特别严格掌握分寸，并将注稿送请上级领导审定。”有了这项规定，编辑在遇有一些较重要的注条，经反复讨论拟就初稿后，或由林默涵审定，或由林转请胡乔木或其他有关同志审定。 　　陈早春的考证结果，显然是属于应该“严格掌握分寸”的范畴之列。定稿小组当然要慎重考虑了―――五次将这个注释划掉，自然是这种慎重的结果。 　　另外，当时让定稿小组为难的是，郭沫若对此有“记不起来了”的答复。当然，郭沫若的答复，不是他看到了陈早春的考证结果，而是他在回答当年与他一同参与论战的创造社另一名元老冯乃超的询问时说的。冯乃超将郭的答复写在了《鲁迅与创造社》一文中，此文在1978年第二辑的《新文学史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