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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主政治中协商能力构建结构规范与价值 　　摘要：协商不仅有助于政权的生存，而且也能提高民主的质量，兼具高度可信性、包容性以及间接性协商结构的政体将会有一个高水平的协商能力。协商能力则籍以决策层面、非正式的公共领域以及治理网络之类的非传统制度形式等路径来发展。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中，协商能力的发展促成了民主合法性和价值偏好的实现、推动了政治承认的获得和社会冲突的消弭，而且还有助于厘清责任边界和约束行政权的膨胀。由于“治理为重”的儒家传统、非竞争性的民主体制等特点，我国应在政治体制内注重“政治协商”能力，在公共场域中关注“公共协商”能力以及在治理网络中重视“合作协商”能力。 　　关键词：协商能力；民主政治；结构安排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0)03－0035－04 　　 　　一、协商能力的规范性界定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末期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它主要是指：在政治共同体中，自由与平等的公民，通过公共协商而赋予立法、决策以正当性，同时经由协商民主达至理性立法、参与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当然，这种政治理想是建立在公民实践理性基础上的。不过，“从这个意义而言，协商本身就是一种沟通，它可以采用言论、口述(讲故事)和幽默之类的沟通形式。真实世界中的政治沟通一般综合了这些形式，并且那些不涉及论点的沟通能更有效地去反映偏好。然而，一些如说谎、威胁和命令之类形式的沟通本质就是反协商的”。 　　“在某种程度上，沟通应是种非强制性的协商，它能反映公民个人所有的偏好，并把个人与团体的特殊利益与更广泛的原则相联系”。古特曼(Outmann)和汤普森(Thompson)认为协商的主要特征是互惠性，亦即所述论点要能为其他人所接受。在沟通方面，这个特征则可被描述为通过沟通让其他人接受。例如，可以使用言论激起一个人对宗教、种族或民族集团的感情。而在另一方面，上述集团重视宗教、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象征意义，而这些象征意义可在发言者的言论中得到体现。“个人很少有机会反映其政治偏好的政治制度则是不民主的。专制也许对个人偏好很感兴趣，但也只在强制性的威胁下说服人们接受其政权的教化。如果煽动者呼吁民族主义价值观，那么就违背了更具普遍性原则的标准”。当然，运用协商原则来评估沟通的情况并不意味理所当然地承认它在分析和评估政权或政治制度中就是有用的。为此，我们还需要对国家的协商能力进行界定和诠释。 　　协商能力可从协商结构的可信性、包容性和间接性等方面来界定。兼具这种能力并不意味就会符合特定制度中的要求(竞选、宪法或一组论坛)，但是它可以确保与不同类型的制度和实践相契合。可信性可被理解为协商应反映更具普遍性的原则，并体现出互惠。包容性指出了各种政治利益和话语都可得到反映。倘若没有包容性，就不会有民主。间接性所体现的寓意是，协商性的过程并不需直接影响集体性的决定或社会结构，亦即公共协商可对不参与协商的决策者产生影响。比如，非正式的讨论会上提出的建议被决策者采纳时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被讨论的结果不需要转变成明确的决议；他们可能会是由一个网络产生的一种非正式的结果，从而就会形成“没有政府的治理”。因此，具有高度可信性、包容性以及间接性协商结构的政体将会有一个有效的协商制度。 　　 　　二、协商能力的发展路径 　　 　　在决策层面，协商能力体现出决策的过程能容纳每个受决策影响的公民；实现参与的实质性政治平等以及决策方法和确定议程上的平等；自由、公开的信息交流，以及理解问题和其他观点的充分理由。“把协商纳入到政治中来的最为常规的做法，就是试图把协商因素吸纳到国家制度中来(主要是立法机关和法院)。在美国，法院被强调为协商的一个主要场所，美国法院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而“在一些社团主义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我们几乎无法奢求立法机关中的协商行为，因为政策中至关重要的方面都由其他部门决定：通过政府、商界以及各种协会的执行部门的代理人之间的谈判而达成”。因此，应当承认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并提高这些能力是可能的。 　　公民陪审团和集会、民意测验、共识性的会议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之类的论坛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并且这些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协商能力，因此，这并不是已发展自由民主国家所具有的唯一特素。本哈比(Benhabib)和哈贝马斯(Habermas)重视非正式的公共领域，在非正式的公共领域中，协商产生了能影响立法机构审议的公共舆论。公共领域在正式的立法审议不足或欠缺的国家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波兰就缺乏具有审议能力的立法机构。不过，相反的是，由于团结工会的运动，该国的公共领域方兴未艾，其中协商被付诸于实践而且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