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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宦到商聂氏家族 　　清末和民国时期,聂家的企业在上海首屈一指,其声名远在无锡荣家之上。社会学上有一个一般规律:某家族可以与贵族联姻来获得贵族身份,或者与高等级的贵族联姻以提升其等级。三千多年前,与戎狄杂处的周族通过文王之父王季和文王本人两次与商王室的联姻,从一个偏远的小邦酋长,一跃成为有权征伐诸侯的“方伯”,最终由武王代商而取天下。湖南衡山聂家的发迹与之相似,它既与曾国藩有莫大的关系,也得益于清末洋务运动的勃兴。同治九年(1870年),广东新宁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乡民大械斗事件,余姓死者七百余,李姓死者一千二,尸横河岸,十三里许,腥血污秽,河水皆臭。理亏的余姓深恐官府追查,于是汇集了30万两银子前往省城运动,诬告李姓谋反,两广总督瑞麟拿到贿赂后,派兵包围了李村。时任地方官的前翰林聂亦峰五次抗命,并说服各路将领不得开枪,不得擅入李村,以丢官的代价,制止了一场将要灭绝李姓二万余口的惨案,余李二姓的积案亦未刑一人而得了结。此事为曾国藩得知,深为感动,于是决定将满女(湖南人称最小的女儿)曾纪芬嫁给聂亦峰之子聂仲芳(1855年-1911年)。曾国藩未及满女成婚便撒手人寰,1875年,在曾国藩之弟湘军大佬曾国荃的主持下,聂仲芳与曾纪芬成婚。 　　尽管没有功名,但由于为人正直干练,加上与曾家的关系,年轻的聂仲芳成为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眼里的重点培养对象,后来左宗棠的长孙女、李鸿章的侄女亦分别嫁给聂仲芳之子。1882年,两江总督左宗棠起用聂仲芳担任晚清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襄办(副总经理),继而又升任总办(总经理)。在任八年期间,适逢中法战争爆发,聂仲芳主动联络水陆各军,以水雷加强上海港的防务,昼夜巡逻不殆,上海人心乃安。聂仲芳又延请傅兰雅(John Fryer,1839年-1928年)等西方技术顾问,大量翻译西方科技类书籍,仿制西式武器,尤其是阿姆斯特朗后膛炮及保氏钢甲军舰的仿制成功,大大加强了清军的战斗力,有力地保证了前方所需军火的供应。 　　中法之战,中国获胜,聂仲芳为朝廷上下所瞩目。在他的主持下,这个连年亏损的“国营特大型企业”居然甩掉了亏损的帽子,扭亏为盈,他卸任时盈余十几万两银子。曾国荃晚年两次举贤不避亲,以“才大心细,精檄廉明,为守兼优,局量远大”等语,向朝廷保奏这位亲侄女婿。不久,聂仲芳升为苏松太道,即上海及周边地区军政一把手。上任后,即遇上了江南制造局二千多人的大罢工,原因是新任总办刘麒祥将每天工作8小时延长为9小时。新任道台面对新任总办及二千名旧属,只好两头做工作,最后以总办允许增加饭费为条件,终于使工人们恢复上工。 　　上海机器织布局这家清末最早的官督商办的机器棉纺织厂,经过十几年的反复筹备,于1890年总算开工投产。该厂吸收公款及商股共一百万两,拥有530台织布机,雇用工人4000名。好景不长,开工刚两年,一场大火把工厂夷为平地。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急派心腹盛宣怀到上海,会同聂仲芳负责抓紧重建。盛宣怀出政策,允许中国商人开办纺织厂(在此之前只许官办和官商合办),条件是出纱一包,捐银一两,直至把织布局的官款赔清为止。聂仲芳负责具体落实,终于在大火后不到一年,在旧厂基上又开新局,建成了华盛纺织总局。这个新厂有织布机1500台,纱锭六七万枚,规模大大超越先前,加上裕源纱厂和华新纺织总厂的纱锭,使上海拥有了近十万枚纱锭,约占当时全国的76%。其中华新纺织总厂是“附在”上海机器织布局身上的特殊企业,属于官商合办的性质,1888年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由当时的苏松太道龚照瑗和以办盐务起家的大财主严信厚筹办。聂仲芳在1890年当上苏松太道之后成为股东。该厂于1891年开工,资本45万两,至1893年,已发展为拥有纱锭15000枚、织布机350台的大厂。之所以允许这样的企业存在,是李鸿章对其追随者的一种照顾。 　　华新纺织总厂在甲午战后,受到外商纱厂竞争和挤压,连年亏损,1904年,聂仲芳派自家的账房先生汤葵生出面,由汤葵生及聂仲芳之子聂云台(1880年―1953年)用复泰公司的名义租办该厂,情况方见好转。第二年汤葵生去世,大权就全归聂云台掌握。聂云台重新改组复泰公司,借巨款买下了该厂三分之二的股份。1909年租约期满,他再次向私人贷款(其中向前苏松太道袁海观就借款5万两),以317500两银价,买下了全部股份,使该厂成为聂家的独资企业,并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然而聂家欠下的袁海观的钱,直至聂仲芳去世前一年才还清。1906年,时任浙江巡抚的聂仲芳受政敌诬陷,尽管查无实据,仍被朝廷开缺回籍。气愤难平的聂仲芳告诫其子孙:“聂家子孙,以后再也不要当官!” 　　在上海办厂的同时,1904年后,聂仲芳用华新纺织总厂的赢利和权势,在洞庭湖边大规模围湖造田。这片湖田东西长十六华里,南北宽十华里,总面积达五万余亩,称为种福垸。由于租种这些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