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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舆论对无过错合理怀疑权误解 　　近一年多来，《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初稿关于“新闻记者享有无过错合理怀疑权”的规定，赢得了舆论的普遍喝彩，认为这“将是我国新闻媒体行使监督权在法律上的一次较大突破”。①笔者对这一规定予以极大关注的同时却发现，目前新闻媒体对“无过错合理怀疑权”的探究中，存在若干重大误解。这些误解势必影响正常健康的舆论监督，有必要提出来探讨。 　　 　　误解之一：记者享有“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是舆论监督的重大突破 　　 　　 “无过错合理怀疑权”之所以引起舆论的普遍赞誉，在于许多人把它当成了新闻记者从未享有过的特权。他们认为，如此规定“在世界上也找不到先例”，因而是个“创举”。笔者认为，“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或许这个名词是“创举”，其实质内容无甚新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样的“权”是每个公民都已经享有的，并非记者所特有。因此不值得大肆渲染和过度兴奋。 　　“无过错合理怀疑权”一词有两个重要的限制词需要引起重视：一是“无过错”，二是“合理”。我们先对“无过错”一词进行分析。 　　“无过错”一词在法学理论上有明确含义。“无过错”与“过错”是相对应的。无过错即无责任，有过错即有责任，这是民法侵权责任法的一个基本归责原则。所谓过错，实际上是指行为人在实施加害行为时的某种应受非难的主观状态，它包括故意与过失。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某种危害结果，并且希望和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某种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已经遇见但轻信可以避免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据此，一般而言，在民事侵权中，任何公民如果被认定仅有侵权行为，没有侵权过错，那么他就不承担侵权责任。 　　例如，有位女士对其最要好的女朋友李四说，她所生的男孩的爸爸是张三。李四早就知道她与张三存在恋爱关系，并且知道该女士生活严肃，没有与之交往密切的其他男友。于是李四对她的话信以为真，就到处对外散布张三有私生子的消息。张三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对李四提起侵权诉讼。法庭查明，李四散布张三有私生子的消息确系事实，该女士所生男孩在未进行亲子鉴定前，不能确认孩子的爸爸是张三，李四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张三名誉权的侵害。但李四所散布的消息是张三的恋爱对象亲口对其所说，一般不会预见该女士的话有假，因此，李四在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判令被告李四不承担侵权责任，驳回原告起诉。（此案例系为说明问题杜撰）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普通公民怀疑某个国家公务员有贪污行为，但他的怀疑在主观上既不存在故意，也不存在过失，那么，即使他怀疑错了，也不会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民事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承担民事责任必须具备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这四个条件，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将不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如果记者怀疑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违法失职行为，不存在故意和过失，那么他主观上便无过错，无过错的怀疑即使怀疑错了也不可能构成诬告陷害。 　　 根据以上分析，一个普通公民如果“无过错”地怀疑他人违法犯罪，尚且不承担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深圳市规定“记者享有无过错合理怀疑权”，又是什么舆论监督的重大突破呢？ 　　也许起草《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者认识到了“无过错”使新闻记者失去了应有的特殊权利，日前完成的该条例（草案）第四稿，把其中的第二项“无过错合理怀疑权”删除了三个字，直接变成了“合理怀疑权”。②但这样一来又带来另一个问题：谁来评定怀疑权的“合理”与“非合理”？什么样的怀疑是合理的怀疑？什么样的怀疑是非合理的怀疑？对这个问题的认定相当困难。从行政官员的角度来讲，他们认为合理的东西，在记者眼里可能就是不合理的。由于缺少必要的客观评判标准，确定记者的怀疑是否“合理”将变得十分困难。 　　 　　误解之二：“无过错合理怀疑权”相当于美国司法中的“实际恶意” 　　 　　深圳市有关部门起草的“新闻记者无过错合理怀疑权”规定在媒体上披露后，有学者认为：“按照字面上的理解，就是只要媒体从业人员没有过错，那么他就可以合理地去怀疑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这与美国司法中的“实际恶意”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处。”③美国在1960年曾发生过一个“沙利文诉《纽约时报》名誉侵权”的著名案件。经过阿拉巴马州法院审理，《纽约时报》刊登的广告确有失实之处，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