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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立法思想对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历史作用 　　 邓小平法治思想博大精深，全面系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邓小平立法思想为切入点，阐述邓小平立法思想对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历史作用，探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完善法律体系的思路及对策。 　　 　　 一、邓小平关于加强立法工作、完备法律体系的论述 　　 　　 加强立法工作、完备法律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环节。法治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首先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因此，只有抓紧立法工作，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国家各项工作都有法可依，才能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1978年12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闭幕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了新时期我国加强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和任务，特别是提出了加强立法工作、完备法律体系的立法思路，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指明了方向。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针对当时我国立法很不完备的情况，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叫‘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 邓小平强调指出：“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此外，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1] 　　 2011年3月10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加强立法工作、完备法律体系的这段讲话，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他的立法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性、战略性、前瞻性和指导性。 　　 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讲话主要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精神：第一，阐述了民主和法制的关系，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有机统一在一起，不可分。发展民主必须健全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法制必须以民主为基础。离开了民主，法制就可能演变成为依法实施的专制或以法律的名义而实行的人治。第二，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这十六字方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确定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其内涵包括立法、执法、守法等法制建设各方面的基本要求，而且把“有法可依”放在首位，对于我国法制建设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第三，提出了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立法指导思想，即“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粗一点，逐步完善”，“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其含义有两层：一是立法步伐要加快。经济建设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都需要法律的维护，不加快立法步伐，就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二是立法质量要保证。法律条文要清晰明了，不能模糊不清、晦涩难懂。虽然一部法律不可能永久地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都要经过适当的修改或重新制定，但这并不是说立法可以草率行事。要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确保制定的法律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相对的稳定。第四，提出了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并举的立法战略。针对当时我国立法权高度集中在全国人大的实际，他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立法方法要灵活，地方立法要敢于先行一步，先行实验。某些法律在全国还不能统一制定的情况下，地方立法要大胆地先行一步。这样，一方面有利于针对地方特殊情况，解决地方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全国立法积累经验，提供参考。这一思想为后来我国形成统一的、分层次的立法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奠定了基础。第五，隐含着划分法律部门的萌芽思想。“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成套设备”，这些思想为今天划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七大部门提供了一个原则性的划分思路，是我国法律部门的萌芽。 　　 党的十一届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