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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整法律制度构建基础 　　［摘 要］重整法律制度是实现国家干预经济职能的法律之一,在挽救企业、预防破产、关注债权人利益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重整制度的产生有其经济实践、制度价值等构建基础,是各方利害关系人博弈共生的产物,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 　　［关键词］重整；和解；破产制度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52-0171-02 　　 作为以企业复兴或公司重整为目标的再建型债务清理制度,重整制度的产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该制度自英国首创以来,逐渐成为市场经济国家防止大企业破产的重要法律制度,在本属“优胜劣汰”的自由破产领域承担了一份宏观管理之责。 　　1 重整法律制度建立的经济实践 　　与自然人一样,公司、企业也有着自己的成长和消亡过程。企业的消亡是一种客观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破产就是一种表现形式。早期资本主义企业大多数还是手工作坊式的经营实体,规模不大,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相适应,破产主要是个人破产,给社会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并不明显。因而早期的破产法主要是为了解决多数债权人的公平受偿问题,不必考虑债务人的破产是否会对社会有何影响。十九世纪上半叶公司制度开始发展起来,经营实体的规模有所扩大,但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才产生了给予债务人利益一定重视的和解制度。可见,公司制度发展初期,其较小的规模也决定了和解制度还不需要考虑从根本上帮助企业脱离经营困境,只要解决债务清偿的目的就可以了。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大的股份公司纷纷产生,社会生产日益向规模化、社会化发展,特别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个体经营者的地位已微不足道,大型垄断企业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其一旦破产带来的问题已不能局限于“债务清偿”,而是大量工人失业、资源损失、连锁破产,甚至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衰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可以说,在大规模企业的破产过程中,破产的危害已超出了“债权损失”的范围,仅仅针对解决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矛盾而设计的破产和解制度,已无法“和解”大企业破产造成的债务矛盾之外的更多的社会矛盾。 　　人类社会生产的规模化、社会化是生产力水平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规模经济的发展给我们带来规模效益的同时,也隐藏着“规模损失”可能带来的社会危机。现代社会的经济就其本质特征而言乃是整体化、社会化、规模化的经济,各个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化和一体化,此经济组织的崩溃或解体,往往给彼经济组织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巨大,防止各大经济组织的破产与倒闭无疑成为国家政策首先调整的目标。为了尽量减少在规模化的生产经营中因破产引发的大量社会问题,积极拯救企业的重整制度必然产生。因此,现代规模经济的发展是重整制度产生的客观经济实践。 　　2 重整法律制度产生的制度要求 　　随着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发展变化,破产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地发展完善。从历史发展的时间线索看,破产制度出现较早,其次是和解制度,随后是比和解制度晚半个世纪左右的重整制度。可以说,重整制度的产生是破产法律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再适应”。 　　早期破产法的目的是惩罚债务人。如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授权债权人“作为可采取的最后的手段,可以把债务人的身体砍为数段”。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和美国对待破产的通常做法还是监禁。由于破产是一种惩罚,它只能是不自愿的,通常是债权人来发动,因此早期破产法不可避免地从保护多数债权人的利益出发,漠视债务人的利益。但在英国1542年上议院通过的第一部破产法中已有着一条“债务人解脱”的免责条款。这一规定成为改变“惩罚式破产”的革命性开端。在这一法律下,当还不起债的债务人被送进监狱,他们将来的收入就可以免除偿还破产前的债务的要求。由此，“破产”的意义慢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惩罚”转向“解脱”,破产法的主要作用不再是惩罚债务人,而是给予诚实的债务人以债务免除,开始从单纯的维护债权人利益向债权人、债务人利益并重的方向转变。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破产制度一直是一种清理个人债权债务关系的有效制度。随着十九世纪公司制度不断发展,企业生产规模逐渐扩大,破产清算制度却有了很大的局限性,其中最大的不足是,当债务人不能支付到期债务时,简单地对其进行破产清算而将其淘汰,往往造成极大的社会震动。如果说在自由竞争时代的单个商人的破产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话,那么,垄断时代大型公司的破产不再让人们“心安理得”。破产和解制度的产生可以说是为了弥补破产制度的不足,其创设的初衷在于避免破产宣告给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是,和解制度因存在以下的局限,仍无法挽救企业破产的命运： 　　第一,和解协议无非是一个偿债计划,只是在债权人的谅解和让步的前提下,债务人通过与债权人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