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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阮籍咏怀诗中生死之思 　　摘要：魏晋时代是人的觉醒的时代，对人自身的关注成为那个时代的焦点，阮籍也不例外。基于对生与死的基础上的对人自身价值的认识成为了阮籍《咏怀诗》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虽然死亡如影形随，但《咏怀诗》中对“生”的认识并没有流于一已之悲，而是上升到了全人类共有的生命之悲。并且，这种生命的悲哀并不是一味的情感宣泄，而是在感性的认识中闪烁着理性的光辉。 　　关键词：咏怀诗；人的觉醒；生命悲剧；生命理性 　　 　　生与死是自然界一个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对于每个独立的个体而言，生是力量，是希望；死是威胁，是绝望，令人思之心悸惶恐又无法逃脱。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威胁着人们，压迫着人们。众所周知，汉末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异常动荡不安的时代。汉末的党锢之祸，宦官专权，紧随其后的三国争霸，西晋代魏，大批的百姓死于战祸。在战争与祸乱面前，人的生命是那么脆弱，那么渺小。同时，儒家的价值判断逐渐失去了权威，文人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与皇权、政治中心越来越疏离，并且许多文人在黑暗的现实面前朝不保夕，故而转向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思考，寻求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途径。 　　代表东汉文人诗最高成就的《古诗十九首》反复感慨人生如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人仿佛是暂寄于世上的一粒尘埃，转瞬间即逝，根本无法与茫茫宇宙抗衡，人作为大自然的一员，始终逃脱不掉死亡的宿命。人生苦短，人体生命应追求实实在在的享受，放情肆志，及时行乐。“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正如王遥先生所说：“因为他们更失去了对长寿的希冀，所以对现刻的生命就更觉得热恋和宝贵。放弃了新求生命的长度，便不能不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而到了建安时期，建永世之业，以实现人生的价值，便是建安文人期望的理想境界。“不戚年往，忧世不治。”“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虽然当时建安文人也想通过求仙来增加生命的长度，希望与天地神仙为一，曹植的诗中就有相当数量的游仙诗，但最终还是在对理想的积极追求中参透了人生，找到了生命的归宿，这使建安诗人的生命感叹于沉郁中透着超拔，激昂里又充满苍凉。而到了阮籍的时代，正是“人的觉醒”的时代，士人们对自身的关注较之前代更进了一下步，对生命的体认也带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在《咏怀诗》中，阮籍极力抒写生命的美丽，抒发对生命的热爱与珍惜。如其二十七，生命的美丽是以佳人的形象展现出来的。佳人的娇美和艳丽象征着生命的华美和富丽，在“倾城思一顾，遗视来相夸”中生命的华美达到了极致，诗人对生命的赞美也挥洒至极到。然而，时间的无情流逝，片刻之间就卷走本属于生命的一切，生命的华美与时间形成了冲突，而在这种冲突中，生命始终阻挡不了时间的脚步，让人不禁潸然泪下。类似的诗还有其三十二、三十三、六、八十一等等。生命是美丽的，活着是令人欣喜的，然而岁月的流逝是无情的，死亡将把这一切的美好席卷而去，大人先生式的与天地并生，无疑是乌托邦的想法。在现实生活中，谁也无法阻挡岁月前进的步伐，只要是人，终有一天会从“媚少年”变成“丑老”，王子乔的长生美好在现实的时间洪流中是永远也找寻不到的。《咏怀诗》中这种对生的感悟与对死的感悟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生是短暂的寄居，死才是人永恒的归宿。在阮籍五十三年的生命旅途中，死亡的胁迫时时笼罩在心，那么他是否能如前代先人那样在欢饮和建功立业中获得解脱，寻找到生命的归宿呢?在有生之年，阮籍一直处于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中。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阮籍既不肯与当权者同流合污，以始终无法超然世外。表面上放荡不羁，任情放纵，但即使是饮洒昏酣，也是客观环境使然。鲁迅先生说：“……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声名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们的原谅。”《晋书》本传变曰：“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可见，酣饮并不是解脱的方法，而是避祸的手段。那么建不世之功，立永世之名呢?在封建社会，大抵上，士人们都是通过建功立业来实现自身的价值。阮籍也不例外，这在他的《咏怀诗》的十八、三十九两首中可以看出。但身处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中，使他视仕途为畏途，一再辞官，以期保全性命。在《咏怀诗》中他一再咏叹“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其七十二)。“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其八)。把追求功名作为有限之补偿这条路也被阮籍自己给否定了。这样一来，既不能依靠美酒来增加生命的密度，也不能通过建功立业来增加生命的长度。在现实中，阮籍已无法找寻到生命的归宿，只得把目光投向神仙世界，乞求在那里找到生命的寄托，乞求在那里增加生命的长度。如其七十三中所描绘的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