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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文工具论理论基点 　　 内容摘要：二十世纪后期，“工具论”开始受到质疑与批判，尤其是作为其理论基点的“语文=语言”一时更是众矢之的。笔者认为叶圣陶“工具论”尤其“工具论”理论基点是需要历时地认知和对待的。本文就此谈谈看法。 　　 关键词：语文课程 性质 语言 工具论 　　 　　 二十世纪后期，“工具论”开始受到质疑与批判，尤其是作为其理论基点的“语文=语言”一时更是众矢之的。笔者认为叶圣陶“工具论”尤其“工具论”理论基点是需要历时地认知和对待的。 　　 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这个名称是从一九四九下半年用起来的。解放以前，这个学科的名称，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解放以后才统称“语文”。 　　 “语文”一名，始用于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此前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其后有人称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种解释与原意为近，惟“文字”之含义较“文学”为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本中有文学作品，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第一种解释之“文字”，如理解为成篇之书面语，则亦与原意合矣。 　　 “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之中小学语文课本。当时想法，口头为语，笔下为文，合成一词，就称“语文”。自此推想，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文谓文字，似指一个个的字，不甚惬当;文谓文学，又不能包容文学以外的文章。 　　 通过以上三段，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信息：第一，叶圣陶先生这里讲的“语文”就是针对中小学而言的语文课程，解释“语文”的由来以及所指内容，实质上就是在探讨语文课程的本质，从本体上探讨语文课程是什么的问题；第二，尽管叶圣陶先生对语文课程的解释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但本质上是“语文=语言”，这点是确定的。无论是“语文=口头语言+书面语言”，还是后来别人衍化的“语文=语言+文字”，“语文=语言+文学”，“语文=语言+文章”，“语文=语言+文化”等观点，其实在本质上都没超出“语言”的范畴。其实这也是后来工具论者们论证语文课程“工具性”的逻辑基础。 　　 这个观点，归根结底，是叶圣陶先生对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语文课程实践与发展的一个总结，从上文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尽管他对“语文”定义的解释是在建国后，但是其论述的起点是“解放前”，当然也只能是解放前。因为，新中国关于语文课程理论的研究与实践基本还是空白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认清，因为它同时也是正确看待叶圣陶先生关于“语文”定义甚至“工具论”的重要前提。尽管李维鼎、李海林等为代表的“言语论”派在批判工具论的时候，将“语文=语言”作为批判的靶子，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这个定义，它还是有着很厚实的实践基础的，其本身就是对建国前语文课程“主要实践”的一个准确解读和理性总结。 　　 传统的语文课程的载体是文言，现代语文课程的载体却是白话。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语文课程实践，是以语言的转化――文言转化为白话为中心的。因此，“语言”在现代语文课程的这个转换期肯定会被凸显，成为现代语文课程的主要内容。可以这样说，我国现代语文尤其是建国前语文课程的主要实践，就是中国近代语言文字的变革。众所周知的清末的“语文现代化运动”，其发展的历程就可以证明――经历“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拉丁文运动”、“汉字简化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达到了高潮。正如顾黄初先生所说的：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成了时代的潮流。众多新派人物都认为，在中小学都应该说普通话、教普通话（国语），读白话文、写白话文（国语文）。于是在教育部的首肯下，小学、初中语文学科的名称都改为‘国语’，小学生专学白话，初中生主学白话，兼学文言，高中生则仍用旧名‘国文’，主学文言、兼学白话。这种‘国语’、‘国文’并存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前夕。” 　　 这毫无疑义是一场思想体系、价值观念的转变；但是，同时更是一场“语言”转换的重大实践。因为，语言与思想观念是直接同构的，没有语言的观念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观念的语言同样也是不可想象的。黎锦熙先生更是进一步指出“国语运动史上的分期，就可以代表社教方面国语（即语文，笔者注）教育的沿革。”[5]（他认为国语运动历经五十多年，并分为六期，每期十年：1898――1907年的“切音”运动时期；1908年――1917年的“简字”运动时期；1918年――1927年的“注音字母”与“新文学”联合运动时期；1928年――1937年的“国语罗马字”与“注音符号”推进运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