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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完善 　　内容摘要：我国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单调残缺，已经影响到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有效行使，在一般侦查措施和技术侦查措施上都有完善的必要。职务犯罪侦查权都应该具备普通犯罪侦查权所具备的技术侦查措施，避免强制措施决定和执行脱节，而且应该针对职务犯罪的特点，采用诸如边控检查等特别的侦查措施。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是依托一定的侦查措施所展开的，完善的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体系是职务犯罪侦查权有效运行的保障。所谓侦查措施，是侦查机关对犯罪案件事实实施侦查所采取的各种策略方法。主要包括现场勘查、侦查实验、询问、搜查等[１]。目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运行过程中，侦查措施单调残缺，已经影响到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有效行使，在一般侦查措施和技术侦查措施上都有完善和优化的必要。职务犯罪侦查权都应该具备普通犯罪侦查权所具备的侦查措施，而且应该针对职务犯罪的特点，采用特别的侦查措施。 　　 　　一、专门调查手段落后 　　 　　我国职务犯罪的专门调查手段主要包括传统的讯问、询问、查帐、搜查和一般性的调查等。面对日益严峻的职务犯罪形势和花样翻新的作案手段，与职务犯罪侦查运行比较良好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职务犯罪侦查的专门调查手段比较落后，应当把下列重要侦查措施纳入专门调查手段中。 　　(一)侦查实验《刑事诉讼法》第１０８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必要的时候，经公安局长批准，可以进行侦查实验。”按此规定，只有公安机关才有侦查实验权。但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同样需要进行侦查实验。法律上规定不明确，妨碍了职务犯罪侦查机关正确运用侦查实验这一手段。 　　(二)通缉《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３条规定“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机关可以发布通缉令”，却并无规定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可以发布通缉令。要通缉职务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必须通过公安机关进行，增加了使用通缉措施的环节，影响侦查效率。 　　(三)边控检查犯罪嫌疑人外逃是困扰职务犯罪侦查的大问题。嫌疑人能够外逃的重要原因在于职务犯罪侦查机关不能有效控制嫌疑人出入国（边）境，没有边控检查权，即“扣留有潜逃出境危险的犯罪嫌疑人的有效出境证件，通知有关边防检查站阻止其出境”的权力。[２]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这方面的规定，如香港地区的１９７１年《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１１７条规定“裁判司可依专员的单方面申请，以通知书饬令因被指控或涉嫌触犯本条例所载罪项而受调查的任何人士，将其所持有的任何旅行证件交给专员”。[３] 　　(四)要求申报财产侦查机关要求犯罪嫌疑人申报财产，可以减轻侦查机关举证的困难，在处理贿赂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中非常有效。目前我国还没有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职务犯罪侦查机关要求犯罪嫌疑人申报财产的权力。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作了相关规定。如１９７５年《泰国反贪污法》第２０条规定：“如果有迹象表明某国家官员异常富裕，委员会应该进行调查，并有权要求他根据委员会制定的规则、程序和时间限制，申报资产和负债情况”。[４] 　　(五)一定的行政处置手段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是一种侦查权，在行使上和警察侦查权不应该有本质区别。侦查权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属性，警察侦查权都包含一定行政处置的权力。如人民警察法中规定的留置盘问措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也往往出现突发事件，对这些突发事件，必须有一定行政处置权才能作出反应。比如，证人撕毁其在职务犯罪侦查机关所做笔录，侦查人员没有行政处置权，只能要求公安机关处理，造成了侦查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六)通报通报措施“在检察机关至今仍未作为一项侦查措施执行”。[５]虽然检察机关内部有信息共享，但缺乏对通报措施的明确规定，信息共享程度差，不同地区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关难以形成有力协作。 　　上述的专门调查手段，我国都应当逐步纳入职务犯罪的侦查措施中。 　　 　　二、强制措施决定权和执行权运行脱节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在行使《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时，决定权和执行权相互分离，导致职务犯罪侦查权运行中不能充分运用强制措施，延误了侦查工作。目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只有使用拘传和在特殊情况下使用拘留强制措施的权力，对监视居住、取保候审、逮捕和大多数情况下的拘留，都没有执行权。 　　决定权和执行权的分离弊端很多，首先是损害了侦查工作的秘密性，职务犯罪案件牵涉面广，犯罪嫌疑人又掌握一定的权力，嫌疑人活动能量大，关系网络复杂，有各种与侦查机关对抗的手段，在侦查的各个环节都存在泄露侦查秘密的可能。因此职务犯罪侦查本应特别讲究保密，但一旦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中不包含对逮捕等强制措施的执行权，需要借助公安机关执行时，就使得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员数量增多，加大了侦查秘密扩散的概率。特别是当职务犯罪的嫌疑人是公安机关内部人员的时候，却把强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