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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风险社会与刑法中信赖原则 　　摘要：风险社会是由科技急速发展的结果。为适应各种需要，新自由主义开始由一种学术理论进一步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与范式化。风险意味着新的契机与挑战，而阻击“风险”在于信赖，彼此信赖的人们更具有能动性、积极精神与自由。通过对信赖原则在当今社会的巨大功效及其所具社会进步意义之探讨，论证了信赖原则概念的人文主义根基。 　　关键词：风险社会；刑法；犯罪论；信赖原则 　　中图分类号：C913； D91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1.001 　　一、刑法中的信赖原则 　　随着科技的不断高速发展，现代社会处处都存有危险。然而，我们生活上的诸多便利，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是由这些危险所换来的。日常生活伴随诸多带有危险性的行为，只要危险不超过必要的限度，那么该种行为就应该被社会所容许。在刑法理论上，我们称之为“社会相当性”原理，即行为只有超过了“容许危险”的界限，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制造了不被容许的危险，此时才有行为责任之认定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危险才是我们必须容许的呢？这涉及到被容许危险理论与危险分配理论。其中，信赖原则是前述理论的实践运用。可以说，一个合乎信赖原则的行为，即一个符合社会相当性、没有制造不允许的风险的行为，若其引起一个不幸结果的发生，也不会产生归责评价的问题。信赖原则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中组织分工与团体行为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性准则。在风险社会里，人类的相互交往速度的不断加剧，此等过程必须依赖于某一种信任。“没有信赖，无以建立现代生活。”[1]换言之，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基于社会发展之必然要求，信赖原则理论就有其自身存在之价值，并且具有扩大自身适用范围的趋势。 　　在刑法理论中，信赖原则是指行为人与他人共同维系社会活动正常运转的过程中，该行为人信?他人能够实施合乎现有法律、惯常性社会规则或行为准则的行为，只要该种信赖具有明显的社会相当性，即使危害结果是由于他人的不当行为所引起的且与行为人之行为存在某种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该行为人对此也不应予以进行客观归责之评价[2]。详言之，“所谓信赖原则乃意味着行为人信赖被害人或第三者应回避危险为适切行动，而实行一定行为时，只要该信赖被认为系合乎社会相当性，纵然第三者违反该信赖为不适切行为，对结果惹起某些加害，行为人对于该种加害亦不必负过失责任之原则。”[3]该原则是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而产生的。从其根本上看，是资本主义发展在刑法理论上的必然结果[4]。该原则是与过失犯罪有关的概念，“是作为过失犯罪概念中注意义务的认定基准，通过信赖原则自身的适用来界定甚至否定行为人过当的注意义务，进而达到限制国家刑罚权之发动的目的。”[5-6]进言之，就是“在自己尽注意义务依法则行事时，信赖他人会和自己一样遵守注意义务，依法则行事，不需要考虑他人可能的违反义务行为。因此，如果他人未依彼此认同的法则行事，而自己因误信而实现风险，即可以主张自己是被他人制造的风险卷入，在自己没有制造风险（因为没有违反注意义务）的情况下，风险也是他人而不是自己所实现。”[7] 　　综上而知，信赖原则之“信赖”概念源自于社会学，其又与该学科另一概念“风险”有些千丝万缕般的联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将两者联系起来，在法社会学的框架内，探寻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以此阐明刑法中的信赖原则得以存在的立法价值与司法意义。 　　二、对“风险社会”理论的再认识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教授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风险社会”这一概念，并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且也导致后工业社会中处处存在着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种种威胁。但是风险社会的来临也并非意味着世界的末日，“这种变化向以启蒙运动为基础的现代性提出了挑战，并开辟了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民选择了新的且预料不到的社会与政治形式”[8]1，所以反倒是新的契机与新的开始。风险社会与“后现代性”、“晚发现代性”等概念在意义上有着近乎相等的关系。其中，“反思现代性”则更加强调人类在面对“新的偶然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中的人类计划”中的未决问题与无法预测的结果以及“秩序与失序、同一性与差异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安定性与不安定性等种种性质上对立矛盾的要素同时出现，彼此交错渗透，生活世界的运行持续出现反复性同时又充满偶变性、受到过度决定同时却又低度决定的复杂状态”给予承认的同时，“不仅仅反思性地对系统的过程作出反应；也针对变动的信息和环境，一遍又一遍地调整其社会实践。”[8]146换言之，其积极地引导人们正视现代社会发展中过度多元化所产生的不确定性问题，并反对着后现代的反理性精神和虚无主义，而促使着社会全体进一步的合理化反思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无疑，“反思现代性”的过程又将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