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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西安我军第一支汽车队 　　 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长达十年剑拔弩张的局面从此结束。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蒋介石虽然坚持反共立场，但为顺应形势，在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全民抗战的呼声也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始转变其既定的国策。2月24日，蒋介石公开发表谈话，部分答应中共提出的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五项要求。同时，共产党也作出了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等四项保证。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从此拉开了序幕。 　　 随着国民政府对中共合法地位的承认和确立，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活动也逐渐由地下转到了半公开直至公开。由于形势的不断发展和变化，陕西与外界的联系和交往也在迅速地扩大和增加，西安成为边区与外界联系的桥头堡，其纽带作用此时已经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首先在离边区最近的西安开始直接和较大范围公开和合法的活动。1937年4月12日，由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叶季壮等人率领部分人员，在西安市七贤庄4号院设立了与红军联络处平行的采办委员会（下设运输科），主要担负着为延安共产党总部和红军所需要各种物资采购和运送的任务。 　　 “七七事变”爆发，民族矛盾在加剧。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共产党迅速作出了率部奔赴抗日前线的决定。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9月6日，陕甘宁苏区苏维埃政府也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由于对外联络及交通任务的增多，尤其是各种物资购领等任务的迅速增大，西安已成为为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部队物资采购和供应的主要集散地，大量人员和物资需要及时地进行转运，运输工作已显得十分重要。 　　 采办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开始了筹集和添置家产，首先着手解决最为迫切的没有交通工具的问题。为此，采办委员会随之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由当时的商车主李雅轩出面，以国民党六十七军的名义，在“公茂洋行”购买了第一辆汽车。不久，又以东北军名义在“川陕实业公司”购买了美国道奇和日本尼桑车各一辆。之后，又得到了杨虎城将军赠送的两辆车及阎锡山送给八路军的三辆旧车。另外还得到五辆苏联援华的吉斯5型卡车（俗称羊毛车），又通过其他渠道筹到了九辆车，到1939年采办委员会已有不同类型的汽车22辆。 　　 为了加强对汽车的使用和管理，1937年10月，采办委员会成立了自己的汽车队，并正式命名为“八路军西安采办委员会汽车队”，这便是我军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汽车队。由于车队地址在西安市尚德路七贤庄15号，故社会上习惯称之为“七贤庄汽车队”。 　　 汽车队除设有队长、指导员外，每车还配有正副司机两人。并设有“押车排”，有押车副官十余人，当时因工作需要，他们都被授予了尉官以上的军衔。这些人都是经过了长征锻炼和考验的干部，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圆满出色地完成了各种运输任务。尤其是在完成重大紧急任务时，他们往往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为全力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及外国友人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次，副官朱云臣从延安护送周恩来南下去西安，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和绝对安全，他们做了精心安排和准备，以防发生1937年4月周恩来由延安去西安途中在崂山遇袭事件的重演。行驶途中，当车过洛川交道镇进入到白区后，为便于能随时处置一切突发紧急情况，他站在驾驶室外的脚踏板上，全神贯注地?t望和观察，护卫着汽车行驶了250公里，保证周恩来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副官吕继才护送王稼祥等人从西安回延安，当车行驶到宜君境内时，不料发生了翻车事故，他全力保护首长，自己却身负了重伤。 　　 1938年3月，副官白天顺护送白求恩去延安，他知道白求恩大夫是国际友人和著名医生，是我们急需的人才，感到途中的安全，责任重大。因此，他除了白天看护好人、车以外，晚上还巡逻守护在车旁。当白求恩晚上起夜时，发现了这位身着单薄军装的人除了白天护送自己，晚上还在为自己站岗时，深深地感动了这位外国朋友，他在无法用中文来表达自己感激之情的情况下，即刻将自己的大衣披在了白天顺的身上。这些押车护送人员，不光要担当起押车运送的任务，每到沿途宿营地，还要担当起警戒巡逻的任务，保护所运送人员物资的绝对安全，无论严寒酷暑他们从不例外。 　　 1935年1月，陇海铁路通车到西安，但是运力却及其有限。然而随着抗战的爆发，运力也大为增加。大后方大量的人员和物资不仅通过这条铁路，也通过其他渠道被运送到西安，之后，再通过汽车被转运到边区和抗日前线。中共领导人、国内外的知名人士、爱国华侨、沦陷区进步青年等，大多也是通过铁路到达西安，再乘汽车进入边区。据统计，车队仅护送周恩来过往就达23次，朱德、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叶剑英、彭德怀、张闻天、杨尚昆、博古等也都多次由车队护送，来往于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