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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学与中国音乐史研究 　　摘 要:西方的“诠释学”,由于其自身的实践性、多元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为包括音乐学在内的各门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提供了新的学科方法论指导。在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中,可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和方法,立足于中国本土的音乐学术资源,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音乐经典文献的诠释实践,探索并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诠释体系和诠释方法。 　　关键词:诠释学;中国音乐史研究;学科方法;诠释范式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0)02-0083-03 　　 　　一、诠释学述略 　　 　　西方的“诠释学”(Hermeneutik)①学科的确立,大体上经历了如下4个阶段: 　　1、古希腊及中世纪时期的古典文献诠释学,主要局限于对重要文献(如《圣经》)文本的诠释; 　　2、近代的普通诠释学,即施莱尔马赫(F.D.E.Schleiermacher,1768-1834)的“诠释圆环”,把诠释学扩大为解释宗教经验和审美经验的学问; 　　3、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的“历史诠释学”,把诠释学应用到哲学和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上; 　　4、现代的哲学诠释学,包括克莱茨玛尔(A.H.Kretzschmar,1848-1924)及舍林(Arnold Scherring,1877-1941)的“象征主义音乐哲学”,伽达默尔(H.G.Gadamer,1900-2002)的现代“哲学诠释学”。 　　上述4个阶段各自显示了诠释学作为一门学科所经历的不断转型的过程。 　　诠释学传统从词源上主要包含3个要素,即解释、理解和应用。 　　解释与理解:在诠释学的早期,主要是用于对《圣经》注释的解读,它要求注释者必须首先要理解诸神的语言和指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门关于解释、翻译和理解的带有技艺性的学科,类似于中国传统的注疏、训诂学。 　　应用:在现代诠释学中,“应用”这一要素得到普遍强调,这里的“应用”就是把普遍的原则、道理或观点运用于当前具体情况。现代诠释学认为,历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有的概念都在根据时间、地点和对象的变化发生意义上的迁移。所以,解释者一定不能无视他自己及其所处的具体的诠释学境遇。如果他想根本理解的话,他必须把文本与这种境遇联系起来。在这个方面,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经世致用”和当代学术的中西学术方法论并重,似乎带有诠释学的“应用”之印迹。② 　　 　　二、诠释学理论有利于推进中国音乐史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西方诠释学也进入中国,就其对我国学界产生重大影响而言,还是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哲学诠释学,先后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译著、编著和研究专著。③ 　　诠释学由于自身的实践性、多元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为包括音乐学在内的各门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提供了新的学科方法论指导。可以说,诠释学理论具有 “与时俱进”的基本特质。但是在中国音乐学界,除音乐美学领域的学者对诠释学的理论研究甚为关注外,其他各专业也只是在音乐学文论中对诠释学方法有一些不自觉的运用。诚如冯文慈先生在1989年认为的那样:“比较系统的史学方法论问题,在目前的中国音乐史学界似乎还提不到日程上。”④ 　　中国音乐史学如何走向世界?如何在音乐史学学术层面上与西方音乐史学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和对话?这是当代音乐学者们应该思考的问题。中国音乐内涵的博大精深,中国音乐“经典”及“经典诠释”中更为深刻的哲学和文化意义,不仅仅只是靠考据、解释和一些音响就算推向了世界,更需要籍以历史学、哲学、文化学的深度诠释。诠释学是否有着在某种意义上帮助我们实现这种理想的可能? 　　在20世纪,中国哲学界、文学理论界运用西方的哲学、文艺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哲学、文学,已取得了相应的成绩,如钱钟书的《管锥篇》、成中英的《本体与诠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而中国音乐学的同仁中只有于润洋、罗艺峰、牛龙菲、韩钟恩等,时有一些音乐美学论著结合诠释学讨论中、外音乐,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则较少涉及。 　　故此,在现有中国音乐史研究传统基础之上,立足于中国本土的音乐诠释资源,尤其是中国古代音乐经典文献的诠释实践,借?b西方诠释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音乐诠释体系和诠释学方法, 有着现实的必要,也有着学理的可能。 　　 　　三、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诠释”范式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实际上也曾有过结合自身历史文化特点的诠释学学术实践,如中国先秦时期的“经典阐释”主要有3种方式:1、历史事件的解释(如《左传》释《春秋经》);2、整体性的哲学解释(如《系辞》释《易经》);3、实际性(社会政治)的运作型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