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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期乾隆官窑瓷器 　　转折期的乾隆官窑瓷器 　　康乾盛世的皇家美术、工艺美术的发展既有其总体趋势，又有各专业不同的具体走向。以官窑瓷器来说，其盛期的顶点在雍正朝后期，准确地说应是唐英受命赴御窑厂担任窑务佐理官员之后。唐英经过3年的勤学苦练，由外行成了内行，能独立指导官窑瓷器的坯胎、釉料、颜色、形饰、窑火、烧造及品评等生产管理事宜。从雍正九年至十三年(1731～1735年)的5年，可认为是“唐窑时期”，或者说是“后年窑时期”。从《清档》和官窑遗物可以判断，唐窑时期是雍正御窑的顶峰期，此后即走向下降期。《清档》乾隆三年十一月初二日、乾隆六年四月记录了乾隆帝对唐英的两次申饬，尤其乾隆六年四月的那次，引发唐英深刻地反思并据理力争，使得乾隆帝已能体察、理解唐英兼管瓷器烧造的苦衷。为使唐英能够兼顾九江钞关的税收和管理陶务这两项工作，乾隆帝决定派养心殿造办处催总老格协理窑务。此后，乾隆七年至 　　 　　乾隆三十三年(1742～1768年)的26年间，景德镇御厂窑务实际上老格起中坚作用。自乾隆七年至乾隆二十一年(1742―1756年)这14年间，唐英、老格的领导机制与雍正九年至雍正十三年掌管窑务的年希尧、唐英搭配班子的框架类似。所以，自乾隆元年至乾隆二十一年,这21年间御厂窑务已进入“后唐窑时期”。此后，历届督陶官都离不开窑业专家老格，老格不仅是历届督陶官的参谋和助手，还是窑业生产第一线的指挥者，他对乾隆官窑瓷器的生产做出了贡献，功不可没。老格于乾隆三十三年离开景德镇之后，御窑厂生产便进入了乾隆朝贡瓷的萧条期，虽产量增加，但质量下降，每况愈下，回天乏术。乾隆帝对这种状况的出现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了。 　　贡瓷烧造督陶官及佐理等官员，是沟通皇帝与御窑厂之间的媒介，他们发挥有益作用的空间是极为广阔的。皇帝远在天边，与御窑厂相隔二三千里，督陶宫和佐理均驻御厂，直接与匠役们接触，指挥生产，他们就是皇帝的代言人，要求匠役不折不扣地执行和贯彻皇帝的旨意。所以，皇帝与贡瓷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而又极其重要的，尤其一位刚刚登基的新皇帝往往对养心殿造力、处的造办事务关心至极，多方干预，之后随着时间的迁移会渐渐缓和下来，干预日趋减少。要知乾隆帝对贡瓷的关心起到何种作用，仅以乾隆二年、三年《清档》的个别记载便可了解其概况： 　　1．乾隆帝发出旨意(订货清单)，提供标本(样品)，并将具体要求等交督陶官，御厂要根据乾隆帝的要求组织生产。 　　乾隆二年五月十一日，为烧造画珐琅用的填白瓷器命造办处画瓶样。隔两天后于当月十三日画得底样八张，计胆瓶、双环蒜头瓶、玉环天丝地纸锤瓶、花觚瓶、天盘口梅瓶、双凤耳尊、玉环纸锤瓶、小胆瓶，呈览。奉旨：“准照样发去烧造。钦此。” 　　2．验看。此八张设计图发往唐英，烧得之后于十月二十二日将八种填白瓶每种选一件呈览，奉旨：“将直口胆瓶，着唐英以后不必烧造。”这种少数作坯胎用的填白瓶御览后交珐琅处留作上珐琅彩之用，比较简单。若验看贡瓷之器则种类多、数量大，品评有差。如乾隆二年十月 　　十三日验看霁红把碗、汝釉杏元四方双管瓶、青花白地龙凤盒、娇黄釉宫碗、大观釉收小一号花瓶、娇金黄釉茶碗、宣窑青龙海水梅瓶、嘉窑双管六方瓶、黄地绿龙葵瓣四寸小碟、洋彩黄地洋花宫碗十 　　种贡瓷之后，乾隆帝提出以下谕旨： 　　(1)以后烧造瓶，罐、碗、盘、钟、碟等物，但照此霁红把碗釉水勉力烧造。 　　(2)洋彩黄地洋花宫碗甚好，再烧造些。 　　(3)青花白地龙凤小盒烧造些。 　　(4)再将洋彩黄地洋花宫碗上花，将小盒亦烧造些。 　　(5)大观釉收小一号，花瓶嘴子甚粗，再烧时收细些。 　　(6)再烧造青龙海水梅瓶时其青花白地不必改，青龙改烧釉里红龙。 　　(7)黄地绿龙葵瓣四寸碟上龙发绿釉水不清楚，碟外画青花。 　　对十种贡瓷中的七种指出其不足及改正的措施，另对他不满意的贡瓷停止烧造。 　　(8)汝釉四方双喜尊、哥窑锦带瓶、汝釉四方双耳太平尊、汝釉收小天禄尊、汝釉双喜纸锤瓶、东青釉双喜纸锤瓶、汝釉小扁方双耳瓶、东青釉络子尊、厂官釉收小双鼓钉花囊、钧釉拱如意花瓶、龙泉釉纸锤瓶，此十一件款式不好，不必烧造。 　　(9)旧样新烧：“窑上若另有旧样，仍随新样烧造。”御厂内确有贡瓷留样，此处所指之旧样应为康、雍时御窑厂留下的历次贡瓷中的样品，乾隆帝并不知其详，方说“窑上若另有旧样，仍随新样烧造”，是何品种、烧造多少均可由唐英自行斟酌烧造，随下次新样贡瓷进内。 　　(10)贡瓷要力口款：“盘碗钟碟俱用篆字款，要周正。”“于十六日交出篆字款纸样一张，传旨：‘以后烧造磁(瓷)器俱照此篆字款式轻重成造。钦此。”’宫内造办器物款识除了玻璃厂烧造器皿之外，均由翰林篆写年款，呈览后发行有关衙门照写(刻)。按《清档》所记，乾隆朝御窑瓷器上的“大清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