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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在西汉传播方式微探 　　摘要：传播使“不歌而颂”的赋能够在跨时空中延传。本文从传播学研究的视角切入，将研究时间界定在西汉，以文献记载为依据，将赋分为俗赋、文赋两类，对影响赋作传播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进行甄别和归纳，论述了俗赋、文赋在西汉的主要传播方式，认为赋作的传播催化了文人创作的自觉意识，促成了文学自觉时代的早日到来。 　　关键词：赋；西汉；国家；传播；传播方式 　　中图分类号：I22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8-0033-03 　　西汉被称为“富有创造性的赋作繁荣时代”，赋作的传播成为此时期文化传播的重要机体。但西汉赋具备的特殊性就在于俗、文赋的相继与交叉，故本文将西汉赋分为早期由民间上升至宫廷的俗赋和后来者居上的文赋两个主体部分，从传播学研究的视角切入，以文献记载为依据，对西汉时期影响赋作传播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进行甄别和归纳，探究赋在西汉的主要传播方式。 　　一、俗赋在西汉的传播方式 　　程毅中先生将“以‘赋’名篇，语言诙谐、多用口语，句式多为民间歌谣形式，而主题与政治教化无关”[1]的作品称为俗赋，郑振铎和容肇祖先生也有类似的表述。作为俗文学，俗赋以讲诵型、游艺型等口头传播为主要传播方式。 　　（一）讲诵型传播 　　胡士莹先生曾表示“讲说和唱诵结合的艺术形式，在秦汉时代可能就叫做赋，是民间的文艺，也就是今天称为民间赋的作品”[2]14。汉赋有着鲜明的语言特点，即通篇用韵或韵散结合。据此，汉代徘优们所讲说、唱诵的东西中有一些会是赋类的作品。如王褒 《僮约》中念叨“早知当尔，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恶”，这种带有表演性质的讲诵，增添了赋作的趣味性，有利于汉赋的传播。所出土的汉代大画像砖与说唱俑，也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讲诵技艺那时已流行。 　　（二）游艺型传播 　　所谓的“游艺”，便指游戏娱乐。在汉代，流行的游艺活动已丰富多彩，所以它们对汉赋的创作和传播以及题材内容、艺术特质都有重要影响。在游艺风俗的渲染下，出现以辞赋取乐的现象。而后世《论衡》中记载了当时社会脍炙人口的俗语“玩杨（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3]123扬雄凭借“善为赋”而著称于世，所以时人所“玩”扬子云之“篇”应当主要是指他所作的赋。由此可见，西汉人被当时辞赋带来的快乐深深陶醉，喜欢在娱乐之中传播前人的作品。俗赋用“诵”的传播方式，保留了赋“不歌而颂”的本色。优人正是利用了这种形式，把它引入宫廷，影响着文赋的创作，使之逐渐文人化、贵族化，从而形成文学史上赋的“雅”“俗”两条线索。 　　二、文赋在西汉的传播方式 　　诗、赋之分标志着作家文学特别是书面文学的崛起。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其传播方式受到政治、经济和学术时代环境因素的影响。 　　（一）政治因素主导的传播方式 　　一是统治者的价值导向――诏令型、集会型传播。由于统治者和统治阶层作为政治生活的主动者，他的赋学价值观极大程度上左右着赋的传播命运。 　　1.诏令型传播。由统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政治需要，而下令赋家作赋。 　　初，安入朝，献所作 《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汉书?淮南王传》） 　　汉武帝诏刘安作《离骚传》（也是后代王逸《楚辞章句》中所称的《离骚经章句》）一直到王逸自己所作的《楚辞章句》，可以看出楚辞的传播主要是在汉朝宫廷的传播。 　　2.集会型传播。除了最高统治者对赋的重视，地方诸侯也有招赋之举，从而造成从者如流的集会创作，作赋者相互切磋、观摩，事实上都促进了赋的传播。 　　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由统治者和诸侯王组织的文人集会，在相互激励、相互交流的活跃创作氛围内，促进赋的交流和传播。 　　二是国家的把关措施――交换、上书、进献、选拔、官藏、抄写型传播。本文借用库特?卢因《群体生活的渠道》中所提出的“把关人”――卢因认为将那些能够控制信息流入传播渠道的人或机构，被视为“把关人”。信息内容只有符合“把关人”的价值标准或其对群体的规范才能通过传播渠道继续传播。根据卢因的观点，赋在西汉的传播过程中，其传播内容与模式以及传播的“把关”因素符合上述标准。那么，在中央集权制的西汉，政府作为文教政令的发布者与控制者，成为文献传播的“把关人”。 　　1.废“挟书律”――交换与共享型。据 《汉书?艺文志》载，秦时有“燔灭文章，以愚黔首”的政策，使得文化的传播受到阻滞。直至惠帝时“四年……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4]1701。“挟书律”的废除直接畅通了两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