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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式独白及哲思符号 　　[摘要]电影语言包括镜头、音乐、色彩、台词等等，每一部电影都是通过这些关键元素来表达实质。在杨德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一》等电影台词中， 我们可发现两个显著特征：首先，他是如此爱“说教”，台词具有话剧独白式的语言风格，即从不介意将反映主题的台词由演员直白的说出来。其次，他在作品里有意识地在表现人的社会性，用心去关注整个社会的某个横截面，或者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与机制，通过台词来体现他对他社会的哲思。 　　[关键词] 杨德昌；台词；独白；语言风格；语言符号 　　 　　有人把杨德昌的电影划归为知识分子化的都市考察者。他的电影，更多地像一个外科医生解剖人生。而电影中看似“繁琐”的大量台词，则是他运用西方化知识空间里冷静明晰，来完成东方化哲思的符号表达。在杨德昌电影的台词中，我们可发现两个显著特征：首先，这些符号具有话剧独白式的语言风格。其次，它是对导演对社会哲思的表达符号。 　　 　　一、话剧独白式的语言风格 　　 　　作为并不高产的导演，杨德昌想说的话一直很多，每有机会就直欲把积蓄的想法说尽，台词这一符号多为独白，具有浓郁的话剧语言风格。所以《一一》里的洋洋过于懂事，大可摇身化为“孩童哲学家”，而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Honey更是一个拥有以小见大，深入浅出独白的特殊角色。 　　在台词这方面，杨德昌则从不介意将反映主题的台词由演员直白的说出来，他是如此爱“说教”，话剧式的大量独白在台词中出现。比如《一一》中，婆婆昏迷时，妈妈让洋洋跟婆婆说话，但洋洋不肯说。在婆婆的葬礼上，洋洋却在婆婆的遗像前，拿着本子，把晚上写的话读给婆婆听：“婆婆，对不起，不是我不喜欢跟你讲话，只是我觉得我能跟你讲的你一定老早就知道了，不然 你就不会每次都叫我听话。婆婆，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后想要做什么吗？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这样一定天天都好玩。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常跟我讲你老了，我想跟他说，我觉得，我也老了。”这长长的一段话，几乎就是杨德昌本人对观众的大声疾呼，希望人们能够醒悟过来，不要在这个疯狂的丑陋的都市社会中继续沉沦…… 　　通过《独立时代》里《论语?子路篇》“教之”二字比拟，我们可知杨德昌之所以为杨德昌，并不在于他作品有多煽人落泪，高潮迭起，而就在于他是真诚的思考、犀利的剖析。他的方式就是直接介入，实践教之。他不是神明，能解决一切；但他又乐于解答，撒播希望。所以杨式作品中大都会有这样一个人物，他是杨德昌在影片中的化身。所以在安排人物作为自我反省象征的台词时，杨德昌让他们心潮澎湃地感慨，每个角色都用上天赐予的一张嘴不停地表述。尽管许多人认为，杨式作品透着一股“说教”的味道，但杨德昌的这种说教，并不是那种直白的苍白无力的照本宣科，而是一位儒者在看尽人世百态后领悟到的人生感受。 　　若干年后再观《一一》、《麻将》和《独立时代》，分明不少言语是杨德昌借他们的口在演一场充满内心独白的话剧，无论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流氓书生式的自白，抑或《一一》里中年知识分子那份无奈与彷徨，《独立时代》对艺术家的自嘲与自省，讥讽自命清高的创作情绪，态度亦是非常尖锐刻薄。比如《一一》里的自说：“你不在的时候,我有个机会去过了一段年轻时候的日子,本来以为,我再活一次的话,也许会有什么不一样。 　　结果,还是差不多,没什么不同,只是突然觉得,再活一次的话,好像没有那个必要,真的没有那个必要。” 　　 　　二 、社会哲思的符号 　　 　　杨德昌在作品里是有意识地在表现人的社会性。他用心去关注整个社会的某个横截面，或者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与机制。即使是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样的少年题材上，我们亦能看到那些帮派与团体。而杨德昌正是将他对他社会的哲思，符号化为大量的台词。 　　杨德昌的研究者黄建业用“深刻的悲观和冷冽的理性风格”来形容他的作品。而那些絮絮叨叨，甚至让人感到嗦的台词，正直观地、透明地体现出他理性的哲思，让人不由去反复品味这些冲突与台词背后的哲学意味。比如《独立时代》里：“如果我们不去规定真理只有一个怎么会跑出那么多假的呢？就是因为这么真假难分，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对人的猜忌，误会彼此才会有这么多不合理的期望”。再比如《一一》中洋洋稚气地发问：“我们是不是只能看到前面的东西，看不到后面的东西，那我们是不是只能看到一半的东西？。 　　西方影评家托尼?莱恩曾这样评价杨德昌：“他的电影是非常平衡的，能够观察不同的人在不同状况下的变化。”平衡感是一种结构上的完美，以及人与家庭悲欢转换的逻辑性。对结构、逻辑的表达，除了长镜头、中镜头之外，就在于那些大段的人物独白，它具有了符号化的意味。《一一》整部电影的台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