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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经济体制改革 “宁可慢些，但要好些” 问：既然过去肯定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 取得伟大胜利，为什么到80年代中国农村要进行改 革？ 答：回顾我国50年代发起的合作化运动，其目的 正如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 斗争》一文所说：“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 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 来源。”在几亿农民的国家完成这个艰难复杂的革命事 业，没有出什么大的混乱，从这一目的说，“取得伟大 的历史性胜利”是有理由的。 推行一种新制度，如果真正贯彻执行典型示范、 经济诱导方式，给群众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允许自愿 选择，不完善的模式可以得到改进，更合适的形式可 以从容地创造出来。但是，我国推进农业合作化，从 1953年起就把反对右倾保守当作反倾向斗争的主要 方面。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多数同志主张合作化应逐 步推进，“宁可慢些，但要好些”，却被认为是“小脚 女人走路”，是站在富农、富裕中农的立场讲话，是“不 相信群众，不相信党”。强调土改以后，必须趁热打铁， 推进合作化。建社指标不断提高，期限不断缩短，在 1955年全国仅有55万个小型初级社、入社人口只占 总数的14%时，就预测中国农村中“一个社会主义高 潮就要到来”。实际上是用反倾向斗争形成的压力，取 代耐心的说服和经济的引导。原定农业合作化大约用 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点时间完成，结果提前了十多 年。这个意外的胜利，又变成了 1958年大跃进和大办 人民公社的思想动力。 “单千总比不干好” 问：可以就农民自发探索和党群之间的关系，谈 一些情节和看法吗？ 答: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他们能为阶级的、 社会的利益英勇奋斗牺牲。同时也是有理性的经济人， 遇事都要从经济上计算得失。经过土地改革，无地、 少地的农民分到土地，获得了一个发展机会。当时， 党倡导发展生产，劳动致富，为克服生产中的困难， 鼓励自愿结合。组织互助合作，是受农民欢迎和积极 响应的。1952年办土地入股分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期是慎重的，保留农民财产私有权，均属十余户的 小型社，为数不多，且多有上边派出的干部进行帮助， 有的还得到财政支持，大部分能够增产。只在个别地 方出现了冒进现象。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 在毛泽东主席指导下，及时研宄情况，起草文件，提 倡一切工作要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稳定了农民情绪。 1953年中，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此整个运动便 改变部署，要逐年分配数字任务，定期完成建社计划。 农民有的自愿，有的不自愿，更多的人是随大流入社。 他们的想法是：先进去看一看，有利则留，无利就走。 1955年经过一场争论，批了右倾，1956年底形成入社 高潮。1957年初，就连续发生农民“闹退社”事件， 这是用脚板来表示他们的抵制态度。 自留地演变是包产到户形成的一个线索；另一条 线索是集体经济内部分配制度推行遇到困难，也促使 人们另觅蹊径。在集体经济建立之初，分配制度仿效 前苏联，实行按质按量制定劳动定额，折合为劳动日 计酬。在中国叫评工记分，但始终难以普遍推广。在 农民和他们的干部的经济生活中，早有包工这个传统 经验，当遇到劳动管理这种难题无计可施时，就求助 于这种经验，在包字上多下功夫。后来提出“死分活 评”制，所谓活评，某些地方就用按农活包工分办法。 当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以邓子恢为代表，也借鉴这 种经验倡导“田间管理生产责任制”，也就是田间作业 包工制，受到农民欢迎。三年困难时期，安徽省有较 多地方实验，省委书记曾希圣拟进一步推广，请示毛 泽东，毛问：“是不是‘统一经营’ ？”曾答：“是五统 一。”毛泽东似有意无意地说“你可以试一试。行得通 就行，行不通准备受批评。”于是在安徽全省推广开来。 到了基层就演变成为两权分离、分户经营的包产到户。 只实行了一个季度，就发挥出巨大的增产效果。1961 年，中央领导同志李富春在安徽调查后，向中央写了 报告，表示赞成安徽的做法。陈云、邓小平也表示了 支持。有人向刘少奇汇报i兑“安徽包产到户，实际 上是单干，但很受欢迎。”刘少奇说：“单干总比不干 好。”邓子恢两次派农工部的干部去安徽调查，向中央 写出报告，表示积极支持安徽实验。毛泽东的秘书田 家英也把调查到的实际情况向毛陈词，赞成在较大范 围试行包产到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农业问题做出决议，对提 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发扬农民的主动性、创 造性，保障生产队经营决策自主权等，提出了一系列 符合农民要求的政策，可是对于“包产到户”问题， 两易其稿，从“不许”改为“不要”，只取得一字之差 的松动，这反映了在此问题上改变传统观念的难度。 此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两种声音。因受决议的约束， 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还是不同意包产到户。国家农委 主要负责人也以遵守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