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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信任”的媒体实验 2011年9月20日，一位50多岁的妇女在北京的 几处闹市区频繁倒地，等待被人扶起。而两天后，她 成为“新闻”出现在北京的一份都市报《法制晚报》 上，标题赫然__ “老人倒地扶一把，你敢吗？” 当然，这不过是一场媒体事先安排好的实验，用 意明显.?在“信任危机”蔓延的今天，测试世人的公 德心。 这场以“信任”为诱饵的实验，最终会被熙熙攘 攘的生活所淹没。我们还是无法得知有多少人会去帮 助倒地老人，或者选择视而不见。 #8226; 一#8226; 事先策划、全程跟踪、完成报道，身为记者的徐 超成为了这场实验幕后的主角。他清楚地记得当天的 实验细节。 上午10点30分，在王府井新东安商场外，—位 面色黝黑的老妇倒在地上，“胃病发作”的她一动不动。 鲜艳的红色上衣，在铺着白色瓷砖的路面上很是显眼。 商场门口的一名促销员迅速跑上前询问，随后， 不少路人聚在“老人”身边，并有多人掏出手机，打 算报警。老人用“微弱”的声音请求，“能不能搀我起 来缓一口气？ ”第4分钟时，一名女士手扶住她并拨 打电话，直到“老人”称没事之后，她才安心离开。 倒地的“老人”，是徐超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寻 找到的55岁的群众演员，经过简单化装，给人“有点 体质虚弱，穿着极为朴素”的印象。在预设的15分钟 实验时间里，最早有人询问、最先有人搀扶，发生在 消费人群集中的王府井，这一幕并不在徐超的预料之 中。 然而，发生在白领聚集的国贸CBD的场景，徐超 “却没想到”。 11点55分，正是午餐时间，老人倒在了 G颂聚 集的CBD永安里东街。5分钟内，有多名白领经过， 偶尔有几人扭头观看，又在同伴的催促下离开。直到 第8分钟时，才有一名餐馆工作人员出来询问“老人” 的情况。 一直到10分钟后，一名骑自行车送外卖的小伙子 才将“老人”扶起，然后说了一句：“对不起大妈，我 得送东西去了。”便匆匆离开。 这整个过程让徐超深受触动:“没想到是个送外卖 的小伙子，他承担风险的经济能力与CBD的白领有着 很大的差距。” 在随后的12点40分，“老人”出现在清华大学某 食堂前。不少学生刚好用餐完毕，正欲离开。见到倒 地“老人”，路过学生纷纷停下围观，不过显得有些不 知所措。约4分钟时，一名背着书包的女生蹲下来， 在1米左右距离的地方询问。随后她走开，开始拨打 电话。此后有不少学生重复了那名女生的动作，但一 直无人上前搀扶。 下午15点20分，“老人”倒在大型居民社区回龙 观某过街天桥下，路过的多是去超市采购的家庭主妇 或居家老人，有人上前询问以及打电话，伹无人将她 扶起。 “出现在回龙观的时间点存在瑕疵，大多数人出 去上班了，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妇女，”徐超认为这是 美中不足的地方，“在策划时，我们对时间进行过专门 的探讨，哪个时间出现在哪个区域是比较合适的。” 这一天的实验和跟拍，让徐超内心忐忑不安，“一 方面有道德折磨感，怕被说成站在道德高地；另一方 面又会想，如果最后没有一人肯施以援手，那将多么 可怕！” #8226;二#8226;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过的媒体实验。源自一件社会 舆论热议的事件。 8月26日，江苏南通某汽运公司的司机殷红彬看 到一名年迈的老人倒地受伤，就下车将老人扶起，却 被反诬为是肇事者，还惊动了公安。好在车内有监控 录像，将他整个救人过程记录了下来，才还了自己清 白。 “殷红彬事件发生后，网上就有很多关于到底要 不要救人的讨论，有人把这称为‘救助恐慌症’，”徐 超对《中国周刊》记者谈起当初的想法，“我们希望通 过实验去看看，如果有老人在北京街头摔倒，是否会 有人去救助？” 徐超是《法制晚报》的记者，如今主要在负责一 个新开设的栏目“生活实验室”，“栏目以关注当下社 会热点为主，会涉及自然科学，也有社会人文方面。” “到底要不要搀扶老人”这一热点话题，顺理成章地 被放置到了 “生活实验室”。 经过前期讨论与修订，这一场媒体实验最终选取 了王府井、CBD、清华大学、回龙观社区等四个代表 商业区、白领聚集处、高校、大型社区的地点；出现 在每一地点的时机需要参考人群活动时间；基于部分 老人可能患有急性病等因素，每个区域实验时间为15 分钟；扮演者为50岁以上的老人，不能穿着时尚，倒 地原因为“胃病发作”，如有人询问，就说“能不能換 我起来缓一口气”。 在徐超看来，整场实验最“麻烦”的就是记者身 处的位置，“必须要隐蔽起来进行拍摄”。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有道德层面的担忧，会担 心这是在测试公德心而出现负面声音，”《法制晚报》 社会新闻部主编张彦宾事后坦承，“所以，在实验过程 中，我们不希望记者直接介入，而是客观地展示现象， 记者只是一个隐蔽起来的观察者。” 当然，仅仅观察是不够的。所以，在实验结束时， 徐超就会告知处在实验场的人们，“这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