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分配关系视下企业税收负担的国际比较与启示.docVIP

政企分配关系视角下企业税收负担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11－0048－09 　　一、相关文献回顾 　　税收负担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国外学者对于税收负担问题的研究，大量应用了实证研究方法。在税负对经济的影响方面，Lotz and Morss（1967）的实证研究显示，经济增长与税负之间具有负相关性，Koester和Komendil（1989）、Pecorino（1993）的实证研究得出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负相关的结论。[1－3]Scully（1995）对美国研究发现，在宏观税负超过23％时，美国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4]在税收负担对资本或投资影响方面，David和Han-Min Wang（2007）的研究结果显示两者间没有明显关系，而Sagiri和Kitao（2008）的实证分析表明，减轻对资本形成征税会刺激投资，降低所得税的改革对投资是有效的。[5－6]Anton和Joseph（2009）用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红利税收政策变化的影响，认为税率不可预见地持续变化对投资影响很小。[7]Alberto和Edmund（2009）分析了提高税负对劳动和资本存货的影响，认为劳动性税收如果被资本性税收代替，从长期来看会导致劳动时间和资本存货减少。[8]此外，Wouter和Haan（2007）分析了税负对就业的影响，认为失业率增加以及政府为了维持增加的失业保障导致税负提高，使高失业在一定时期持续存在。[9]Jacqueline和Haverals（2007）研究了有效税负对行业的影响，认为这种影响很大，特别是对建筑行业和汽车行业的影响。[10]　 　　国内对税负研究的视角和主要研究方法与国外基本相同。从现有文献来看，主要对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和合理性、税负结构、税负地区差异和影响因素等进行研究。在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和合理性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如阮宜胜（1992）、钟晓敏（1995）、杨斌（1998）、安体富和岳树民（1999）、王军平和刘起运（2005）、彭高旺和李里（2006）、高培勇（2007）等，大多数学者研究认为，中国狭义宏观税负不高，但广义宏观税负不轻。[11－17]在税负结构方面，张富强（2003）、潘梅和宋小宁（2010）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个人所得税负担，得出中国个人所得税宏观税负低而微观税负高等结论。[18－19]朱青（2008）通过对税收负担总量和结构的分析，主张国家不应通过减税帮助中小企业，而是提倡利用税收来解决存在的问题。[20]席卫群和于瀚尧（2009）以广东、江西、贵州上市公司为例，分析新企业所得税实施对地区税负差异影响，认为新企业所得税实施缩小了地区之间税负差距。[21] 　　总之，国内外对税收负担问题的研究比较成熟，成为本文研究的重要基础。但从政府与企业分配关系的视角，对企业取得收益的实际分配状况以及这种分配在各国所呈现的特征，目前国内尚缺乏研究。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方面研究，并提出税制改革的相关建议。 　　二、政企分配关系视角下企业税负的衡量 　　政府、企业和个人是国民收入分配主体，税负可以反映政府和企业或个人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从宏观税负来看，由于统计口径差异所引起的争议一直存在。按大口径测算的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在％，① 这一结果表明负担偏重。而企业层面的状况又是如何呢？从理论上来说，由于税制表现为多维特征，因此，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观察和判断。从相关文献来看，对企业税负主要从以下角度来衡量和判断：一是从分类角度。主要是对企业承担的单项或某类税收负担情况进行衡量和判断，如对我国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个主要流转税税负衡量以及对企业所得税税负衡量。主要衡量指标有“流转税负担率”和“所得税负担率”。二是从综合角度。主要是对企业承担的全部负担情况进行衡量和判断，包括税收和企业承担的各项费用，如企业缴纳的政府基金、各项社会保险费用以及企业承担的其他费用。具体衡量指标有“综合税收负担率”和“综合税费负担率”，前者被称为小口径的企业综合税负，后者被称为大口径的企业综合税负。 　　由于企业税收分类负担仅限于分析企业某一方面的税收负担，因此，它不能衡量企业总体负担。企业综合负担则能够弥补分类负担的缺陷，“综合税收负担率”能够反映政府通过税收形式参与企业收入分配的比重关系，而“综合税费负担率”能够全面反映政府参与企业收入分配比重。在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除了以税收形式参与企业收入分配外，还存在大量其他参与分配途径或形式，包括负担的各种政府基金和社会保障缴费等。在实际中，企业综合负担率有三种不同的计算方式：第一种是用企业负担的税收或税费与企业纯收入比例来计算，第二种是用企业负担的税收或税费与企业利润比例来计算，第三种是用企业负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