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立法发展.pdf

研究全球化问题，既可以将全球化作为对象加以研究，也可以将全球化作为 研究具体问题的重要参照背景，探讨背景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 系。本文采取的是后一种视角和方法。 何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见仁见智，既有以福山和 大前研义等为代表的主张市场作为决定和解决所有问题的惟一力量的极端全球 主义，也有以汤普森、赫斯特、韦斯等为代表的对全球化持低调和怀疑态度的 怀疑主义，还有以吉登斯、贝克和罗伯逊等为代表的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社会 变革过程的变革论者。另外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几乎是一种全方位的运 动过程，涉及诸多的范畴，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进程。我比较赞同英国戴维？赫 尔德等学者在《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的观 点。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 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 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和权力实施的网络。这种理论提出，全 球化有4种维度：全球网络的广度，全球相互联系的强度，全球流动的速度， 全球相互联系的影响；忧4种纬度：基础设施，制度化，分层化和交往方式。 他们利用这8种向度，对全球化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从而避免了极端主义和 怀疑主义的局限，对全球化现象及其问题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的确，过去“地球村”（GlobalVillage）概念的提出，或者“世界变得越来 越小”的描述，都形象地反映了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解和认识。把全球化作为经 济全球化以及信息全球化来解读时，是指“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了超国家 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当然，如果我们可以把全球化理解为 一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革命、一种滚滚而来的世界性发展潮流，那么，市 场经济的运作就是它的内在动因。市场关系的扩张和资本的积聚，内在地要求 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它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新技术革命对生产力的推动， 又进一步加速了全球的资金流动，扩大了国际市场，促使各国经济更加开放， 走向国际化。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经济合作 和交往将更加密切。在这个过程中，“全球性贸易往来、资金流动和技术革命， 正在推倒各国的经济壁垒，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整 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系列国际性的问题出现了，艾滋病、疯牛病、 口蹄疫、疟疾的传染、管理核废料、移民、环境治理、大气层污染、人权状况、 大规模破坏性武器扩散、跨国毒品犯罪、走私、国际恐怖主义、网络黑客等， 都愈来愈超出民族国家的边界范围，成为世界各国及其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 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波及政治领域，出现“全 球化的文明化和民主化”态势，经济全球化也将波及法律领域，出现某些被西 方学者称之为“世界法”或者“全球法”的法律规则，尽管这种“世界法”在 传统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领域面临诸多挑战。 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的全球化对法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国际上，国 际商贸、市场准入、证券期货、商务税务、信息交流、环境和公害、人口和移 民、国际犯罪等等，使得越来越多的法律现象进入全球化过程。全球化加速了 国际立法、特别是国际经贸方面的立法。据统计，截至1995年底，世界各国共 签订了900多个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其中近60%是在90年代缔结的，仅 1994-1995年，就签订了299个，超过60年代和70年代签订的此类协定的总 和。从法律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概念的引入，向人们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思 考的问题，例如，世界经济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抵触，以 及由此引发的国家主权与全球化的关系、法律多元主义、世界法律、国家作为 立法者和法律渊源的地位等政治与法律问题。 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影响或者互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中国的对内 改革要继续深化，对外开放要继续扩大，依法治国方略要持续推行，中国要作 为一个文明的开放的国家和社会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顺应时代潮流，趋 利避害，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回应全球化产生的挑战。在中国这个开放的 社会，立法是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综合因素的反映，既受到国内条件的 制约，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在国内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 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改革，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公民文化和社 会道德的完善，都将制约中国的立法发展。在国际方面，知识经济的浪潮，信 息技术的推广，科技革命的深化，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都将对中国立法 发展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强烈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