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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一种设想 本文的农地，专指农户承包地，不包括其他土地。由 于“三农”形势的发展，近年学术界对农地产权制度有深 入的讨论。笔者这里提出一种自己的设想，供各方参考。 一、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演变 我国1951年的土地改革，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都分到了 相应的耕地，当时称作“土地还家”，即将土地产权从地主 的手中夺回归还农民，实现人类“耕者有其田”的基本理 念，是典型的革命性流转.农民的耕地无论是原来自有的还 是新分得的，都有明白无误的私有产权的“土地证”作为 法律凭据，土地自耕或出卖的自由受法律保护。 这种私有制的农地产权制度到1956年进入高级合作社 后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 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 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 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毛泽东，1955）,即 完全的集体所有制。这个定义，到1958年又有突破性的发 展：具有“政社合一”、“一大二公”基本特征的人民公社 生产资料有段时期可在全社会范围内“一平二调”，农地产 权也曾试图突破集体所有制的制约，而被称为“共产主义 的萌芽”。历史已经证明，这场为时长达30年的农业合作 化运动不可能成功。首先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认识上的 错误。忽视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认为公有化的程度越 高就越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站不住脚的。其次是这种 产权的变革不合情理。农地是农户赖以生存的命根子，除 了有偿转让，不能采用对待剥削者的办法实施革命性流转。 就是对待资产阶级，当时还有赎买政策。而一分钱不付就 将农产生产资料（土地、牲口、农具等）私有产权都取消了， 无论如何没有道理。有人说，产权转归集体仍有自己的一 份，本质上还归自己。然而在实践中，没有任何支配权与 剩余索取权的“人人有份”毫无意义。再次是这种产权的 变革缺乏法律支持。 正因上述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首先要 拨乱反正的就是农地产权制度。虽然在1958年修订的《宪 法》中己将农地产权正式定为集体所有，要修改这一条在 短期内是难以做到的，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中，还是尽最大 的可能让农户在农地产权体系中有了经营权和收益权，其 权能的汇集实际上比初级社的半私有制权能还高出一筹。 因那时土地入股后即归合作社管理，农户不仅失去所有权， 连经营权、收益权也实际上不存在了。所以推行家庭承包， 是在当时政治、社会背景之下已走到极限的农地产权变革， 现在仍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的凤阳小岗村农民的“秘密 约定”足可说明这一点。 二、几种不同观点的评价 鉴于现行农地制度问题很多，我国一些学者已经提出， 要间接或直接地淡化直至废除农地集体所有制，给予农户 能有更多所有权特征的永佃权或财产权。有此共识而形式 各异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一） 学明清两代曾用过的办法给农户以永佃权，只要 农户能不断地给自己的地主交佃租，在地主土地上不但可 以永久性耕种，还可继承、转租或出卖永佃权，可以说具 有半私有产权的性质；地主拥有所有权，亦称田底权，自 然更是可转让的、然而田底权即使换了主人，一般也不影 响佃农永佃权（张红宇，XX）。这种产权关系优点在于彼此 都可以转让，且不影响两方面的稳定性与积极性。但在当 前的现实中显然存在几个问题：一是现在不可能有封建社 会土地产权关系，社会主义农民还要交地租吗？二是地租功 能代替不了农业税，若在农业税上再加一种地租又是农产 所无法承受的；三是找不到“地主”的代理人。乡政府是 基层政权，不是“政社合一”时的人民公社，不能行使经 济所有权的职能；村委会仅是村民自治的议事机构，不是 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与土地的所有权更毫无关系，所 以这种观点是很不现实的。 （二） 给农户以物权，即对物（农地的直接管理并排除他 人干涉的权利具体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抵押权 和留置权等，从而可使农户克服自主产权残缺的弊端（钱忠 好，XX）。这比上述观点前进一步，农产基本有了财产权。 缺点是未说明如何处理与村集体间的关系，更未明确否定 集体所有权，这就为以后的实施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时 间一长还是集体所有权占统治地位，一切老的问题照常存 在。实际上，这种既不否定集体所有又想给农户以所有权 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何不简单一些，将目前的集体所 有权的权能通过法律程序直接界定给农户。目前农户己拥 有了在产权体系中占重要地位的经营权与收益权，仅是因 为没有所有权，才容易受外力侵犯，只要将所有权补充进 来，就有了权能完整的产权体系，诸多矛盾也就不存在了。 （三）要取消我国农地集体所有权，将其与土地的国有 权并轨，确立国家对全部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对己经由农 户和投资者使用的耕地、林地、四荒地等，实行国家所有、 农户和投资者占有和使用的制度；在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