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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要理性 中国教育问题的严重有目共睹，因此也无人否认教育应 当改革，但目前的“教改”却出现某种“乱象”，令人担忧。 教育是“百年树人”之大计，教改的“实验品”实际是千 百万学生，稍有不慎便会影响一代人的“素质”和命运。 因此与其有关的改革应当理性思考、尽可能全面筹划，要 “谋定而后动”，而不是“轻举妄动”。当然，一些问题只 有在改革的实践中才能暴露出来，难以事先预料，但现在 应引起关注的是，不少“改革措施”明显脱离中国的现实， 引发的问题本就显而易见。由于没有或不愿正视这些问题， 这些措施实行之后引发了种种“乱象”。 中国教育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所有公立学校，无论 大、中、小学，并不“独立”，实际是各教育主管部门领导 下的一个行政单位。在这种权力架构中，实行扩大校方的 招生权力的改革，一定会使“招生腐败”更加严重，（不 是说原体制就没有腐败现象，但原体制的制度原因使腐败 相对不易，范围较小）因为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 压力。不仅有对本校子弟、各种“熟人”、上级领导无法 摆脱的照顾，而且还不能不考虑对税收、工商、水电等 “权力部门”的照顾。此点在已取消考试入学的初中招生 中尤为明显，许多好学校都有“照顾”方方面面权力部门 的专门名额。随着大学招生权力的渐渐扩大，这种现象在 大学也日益严重，近日曝光的上海交大一份题为“机动指 标讨论材料”的特招生名单，“因那么清晰地记录下了百余 名考生背后的六十几位社会的‘大人物’的‘影响力’ 一上至市长、部长下至干部病房主任而触动了无数人的神 经。”（李玮等：《上海交大的灰色论坛》，《三联生活周刊》， XX年第35期）各方对上海交大的批评、遣责当然是应该的， 仅此远远不够，更应该分析其中原因何在，百年名校上海 交大何以至此？其实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每到招生时 各校有关人员早己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 难以招架，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 其实上海交大这方面并非最严重的，进一步说，以上海交 大的地位之尊，尚不得不照顾一些区干部、干部病房住院 部主任之类，而远无上海交大之“尊位”的那些大学，面 对的压力更大，这方面情况更加严重。因此，在没有从体 制上解决大学的定位问题、如何“非行政化”（能否或如何 独立于行政部门）、管理方式问题（校园民主、教授治校、 校长制、党委领导等）而扩大大学招生权，是教育产生 “乱象”的原因之一，将严重冲击教育的“公正”原则， 使腐败更加严重。 废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是一些人主张的“教改”内容 之一。统一考试当然有不小的弊病，但现在在这种高度集 中、严格监管的情况下，仍时有“泄题”丑闻发生，如果 考试权下放，此类事必当更多。现在甚至有人主张某些大 学可以自己出题考试，一旦如此，其弊病必将更加严重， 理由如前所述。而且，中国的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基本实 行计划体制，统考而不统一录取分数线，将这种资源的分 配不公凸现出来，暴露出高教资源分配中的“大城市中心” 倾向。如果取消统一考试，人们将无从提出批评，无法形 成压力改变这种分配不公，甚至会使教育资源的分布偏差 更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教育更加发达，而偏远地方 更加落后，教育的公平性受到严重损害。近年人们对北京 批评较多，而对同样受到“过度照顾”的上海则批评较少， 盖因北京参加了全国高考而上海是自行命题。鉴于此，北 京己决定在XX年自选出题考试。废除统一考试，如何测评 这种资源分配是否公正？ 如果不顾现实条件，尽管改革的动机纯正、立意良 好，但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笔者曾在《教育与社会》 （《东方文化》2 000年第1期）一文中曾写道：如原本是 为提高素质而提倡的“文体特长”变为“升学加分”的条 件，各种“特长”、“考级”不断升温，反而成为新的“应 试”，更加重了学生的负担。“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原 本是一些地方为减轻中、小学学生的学习负担而进行的入 学改革，但在实际中，凡有权力有关系者，子女统统成为 “择校生”，广大没有关系、权势的家长也想尽一切办法 “拉关系”交钱，让自己的孩子“择校”。之所以要拉关 系是因为“择校”严格说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没有“关系” 有钱也无处交。由于择校费并不是公开的明码标价，而是 “看人下菜碟”，根据“关系”的亲疏、权力的大小决定 “择校费”的多少，少则几千元，多则好几万元。在这种 “运作”过程中，充满了惊人的黑幕。所以广大家长不禁 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 上剥夺了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 质教育的权利。原来贫寒人家子女只要考分高，就能免费 被“择优”录取。教育产业化无疑是教改的一个重要内容 和正确方向，但这就更要有考试制使贫家子女能凭高分享 受优质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因为教育毕竟是 种特殊商品，这不仅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