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中国”_历史文学化及其得失.docVIP

PAGE PAGE 1 “封面中国”_历史文学化及其得失 　　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李辉，东方出版社，2007 　　封面中国2———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1946—1952） 　　李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2007年，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南方都市报》主办）授予李辉“2006年度散文家”奖项，授奖词为： 　　“封面中国”系列散文，以《时代》杂志封面为引，重新讲述现代中国的光荣与挫折，并在历史的缝隙里忠实地解析人心和政治的风云。这些旧闻旧事、陈迹残影的当代回声，融入了讲述者的感情，也敞开了历史新的可能性和复杂性。 　　授奖词指出了获奖者在《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中的写作亮色，而五年后的续篇《封面中国2———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1946—1952）》，大体上延续了这一亮色。 　　当年“封面中国”写作引起的褒扬与质疑，争议在于其在文学和历史之间的跨界：这究竟是叙述生动的历史著作，还是栩栩如生的文学作品？这里不妨将这一系列游走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文体，称为“历史散文”：一种由外国新闻媒介报道所串联，以文学化的语言及形式来塑造历史人物，梳理、讲述现代历史的新文体。“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对于“封面中国”的褒奖，也是对这种文史结合写法，尤其是“历史文学化”写作的肯定。 　　一 　　对“好看”的历史叙述的呼吁，由来已久。我们提及这一问题，一般会想当然地将其归为历史学家的分内事，其实并不尽然。迟至近代西学东渐之前，吾国向来“文”“史”并称，并无百余年来的明确分野。由于历史写作的严谨性，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历史著作，往往不如文学化的“讲史故事”吸引人，大概归因于后者在史料运用与甄别、叙述技巧及想象力上，规禁既少，自由且多。如《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作为同一题材的历史与文学叙述，其魅力与公众影响远不成比例。以叙述生动、人物鲜活而论，《史记》被公认为历史与文学结合典范之作，而其他正史则相形见绌。 　　兼为作家与文学研究者的施蛰存，在《文学之贫困》一文里批评当时的历史著作，他谈及近代西方学科分类制度引进，“文”“史”分家成为主流之后，“我们的历史家就无需乎先成为通人。因此现代的历史著作大多数皆支离破碎，以一斑为全豹，而缺乏磅礴宏伟的巨著。历史家可以不必长于文学，我们怎能希望历史著作成为文学呢。” 　　一般认为，对于李辉这样学文学出身，而后长期从事文学与新闻编辑、以撰写文学文化人物传记见长的经验而言，去做一项解读政治人物乃至现代历史的工作，并不让人充分信服。 　　从人物的个人叙述，到《封面中国》的家国故事，李辉的关注点，由为“文化人”而“政治人”，进而为“国家”立传。这一条从文学传记到历史叙述转型的路，或称历史的文学化，其实现包含两个问题，一是历史文学化的动机；二是操作并实现。 　　先从写作动机展开。源于对当下史学写作的不满，李辉开始了“纠偏”的尝试。作者在某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历史的丰富多彩与错综复杂，在被有意或无意的删减过滤之后，早已失去了本来的模样。”李辉所讲的，乃是近年来历史学作品遭受诟病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叙述过于严谨呆板，使历史拒人于千里之外，不利于历史知识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大众；其次是过于追求畅销或经济效益的历史读物又流于媚俗甚或低俗化，流弊深远。 　　出于对历史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迅速地被人们遗忘甚至抛弃的忧虑和担心，李辉将自己的历史书写明确定位为“把‘封面中国’写成一本现代史，一种个人的、作家的现代史，而不是一个史学家的现代史”。他认为历史书写“应该多一种个人写法。……故事应该建立在细节上，写史的人应该注重细节。”为此到很多历史现场进行实地考察，以期“在写作中融入了自己的观感”，烘托历史的画面感与现场感，让其历史书写具有更多的文学色彩和意味。 　　李辉由文入史的尝试，等于用新的写作方式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作者有自己的解释与坚持：首先是对“历史”持续不断的兴趣，“历史兴趣却使我一直热衷于回望历史，在历史的寻找中感悟人生”。而且“就精神来说，基本上和我过去的写作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对历史的兴趣和历史反思”。“这20多年来所做的，主要还是填补历史细节的工作，包括写的书，主编的书，像日记丛书、书信丛书、回忆录丛书等等，大部分都是对历史的一种补充。”吴中杰分析了这一转变的内在逻辑：“新闻和历史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新闻性和历史性有时却是相通的。李辉的写作，从文学、新闻而走向历史，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由是观之，李辉的跨界写作，转变虽大却似乎顺理成章。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操作与实践。历史文学化，也即历史表述的文学化，要求在语言、在叙述技巧上着手，让历史更加亲民、易懂。具体来说，其操作涉及追求理性、实证的历史叙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