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宋学经学的转型.ppt

（二）荆公新学的内涵 王安石创立的学派，学术界一般称之为荆公新学，又简称为新学。 新学一般指《三经新义》，即《诗经新义》、《书经新义》、《周礼新义》，及其为释经而作的《字说》，反对新学者对这四部书也尤加以攻击。 《三经新义》体现了王安石“以经术造士”的思想。 王安石认为，经术造士是盛王之事： 训释经义，教育士子，符合盛王的做法； 衰世伪说诬民，私学乱治； 孔孟经学精义自“秦火”后散失，章句传注陷溺人心，淹灭了经义的“妙道”，遂使异端横行； 因此他们要重新训释经籍，使义理明白，解除以往对经学的曲解，从而能够以经学来华民成俗。 （三）多元读经、解经的方法 为了把握经义，王安石还认识到，“读经”囿于传注，不足以达到“知经”的目的。 因此，除了传注章句之外，他还广泛阅读“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 通过博览群书，就能够贯穿六艺，出入诸子百家而断以己意。 王安石正是从诸子之学中加深了对儒经的理解，解开了许多疑难问题； 同时也参照诸子之说来阐明孔子之道，并以孔子之道为标准，对诸子百家之学进行评论。 （四）读经次序 王安石主张，习经解经应该由易及难，由近及远。 他说：“学者求经，当自近者始，学得《诗》，然后学《书》；学得《书》，然后学《礼》。三者备，《春秋》其通矣。” 王安石非常注意把经学与现实政治斗争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用经学培养一批革新派认识。 因此，他编撰《三经新义》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把他的变法理论作为正宗的思想，通过官方正学的形式推广到全国去，为变法鸣锣开道。 （五）专经思想 1.《诗经》 他在《诗义序》中说：“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考其言之文，君以兴焉。循其道之序，圣人以成焉”，强调了以《诗》造士的重要性。 王安石为了统一《诗》义，肯定《诗》之序是“达先王之法言”，“故其言约而明，肆而深，要当精思而熟讲之尔，不当疑其有失也”。 因此，王安石认为，“圣人之于《诗》，既取其合于礼义之言以为经，又以序天子诸侯之善恶而重万世之法”。 他从这一认识出发，以圣人教化的深浅与歌者言志的远近，而分国风为“圣人之风”和“贤人之风”；他又以王侯名分先后与德政得失而作“美”、“刺”之别。二者之中，他特别推崇“圣人之风”的《周南》，把它视为“王者之治”的典范。 2.《周礼》 三经之之中，王安石最看重的是《周礼》。他认为，《周礼》所载，乃国家政事的根本原则，其法可施于后世。若行其道，“其人足以任官，任官足以行法”。 在整理《周礼》的过程中，他一方面用《字说》进行训诂，另一方面则以己意“训而发之”； 更重要的是，他依据现实政治以“托古改制”，将《周官新义》的撰写与变法运动直接联系起来。 对于《周官》以“天、地、春、夏、秋、冬”为“官府之六属”作了这样的阐释： “天地四时之官，各以象类名之，其义甚众，非言之所能尽。观乎天地四时，是知名官之意矣。盖治所不能及，然后教； 教所不能及，然后礼； 礼所不能及，然后政； 政所不能及正，然后刑； 刑所不能胜，则有事焉； 刑之而能胜，则无事焉； 事终则有始，不可穷也，故以邦事终焉。” 可见，王安石已经认识到为政的基础在于邦治与邦教如天地之不可变，而邦礼、邦政、邦刑、邦事如一年四季循环，成为调节邦治使之成为始终相续的运转循环，而其中邦礼是最为重要的手段； 以权力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确立为“正名分”的必要前提，以伦理教化为“德主刑辅”的手段。 他的经学思想正式从孔子之道出发，通过凭己意依经诠解，并结合现实的变法而形成的。 二、温公朔学 1.司马光的生平与著述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 ，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宋仁宗时中进士，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施行变法，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 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温公易说》、《潜虚》、《资治通鉴》、《稽古录》、《涑水记闻》、《家范》、《书仪》、《古文孝经指解》、《切韵指掌图》、《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等。 2.《迂书》 司马光从嘉佑二年（1057年）自称“迂夫”始作《迂书》，是他究心求理的精粹之作。 他提出儒于圣人之道当究心求理而力行之，“迂”是见义忘利的求道态度，“庸”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体道意识： 惟儒能“迂”，故“其道闳大”，“其志邃奥”，“其言崇高”； 惟儒能“庸”，故“孝慈仁义忠信礼乐，自生民以来谈之至今矣”。 他说，道如山，愈升愈高，如路，愈行愈远。 因此司马光提出“小人治迹，君子治心”，而以“去恶而从善，舍非而从是”为治心的途径，又以“静而思之，在我而已”为治心的形式，以达到君子为治心的目标。 在司马光看来，君子治心当使体、用、文融为一体，而其最高境界是孔子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