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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抄本的名目 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图书主要以抄写流传，其载体先是竹木简与帛素，随着纸的发明，尤其 是植物纤维出现以后，人们便开始利用纸作为书写材料。但在东汉时，简和素依然的书籍的主 要材料。即使到了魏晋时代，纸书渐多，但官府公牍仍以简为主。直到东晋末年，桓玄下令“古 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见太平御览》卷?605），纸才成为普通的书籍 材料。而在东汉至南北朝期间，历史、思想、文化、科学诸领域著作层出不穷，佛教的传入与 道教的流行又产生出许多新学问、新知识，书籍的数量大大超迈前代。这些书皆写于纸上，由 于原材料与抄写都很便利，因而书籍的生产、流传、收藏也较为容易，不仅使政府藏书大为充 实，同时也出现了众多的私人藏书家。据史籍记载，南北朝时书籍已趋于商品化了，不仅有书 店，还有专门以抄书为业的行当。特别是在那佛教盛行的时代，一些重要的佛教经典社会需求 面广量大，代抄佛经随即成为热门营生。这种风气一直沿续至唐五代。按理，宋本除刊刻当代 人著作或许出自稿本者外，凡刊刻五代以前著作大多源于抄本。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唐五代以 前的抄本，以佛经居多，文史、语言、艺术等类古籍颇为鲜见。 　　 宋代雕版印刷既盛行，从而刻本取代抄本成为图书流传的主要形式，但抄本並未因此消亡。因 为传世书籍众多，有些书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刊刻；或者人们因不获刻本而需通过抄录以补充藏 书或配残本之缺；或者有的书出于特殊需要编纂，如帝王实录及出于个人治学所用的节本、汇 编本，只要抄写便足敷使用；而《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样的鸿篇巨帙，官方也无力付梓； 也有纯粹出于爱好玩赏而抄写；种种因素，使得抄本依然成为图书流传不可或缺的形式。可见， 在印刷术已流行的时代，抄本的并行流传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印本的不足。 有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即流传至今的宋元抄本极少，而明清抄本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 抄本数量很大。仅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而言，其总共收录善本古籍?5?万?6?千余部，其中抄 本（主要是明清抄本）有?1?万?7?千余部，居总数近三分之一，数量之多可见一斑。一个主要原 “因就是宋元旧本到了明代日见稀少，为使流传，藏书家、学问家争相传抄，毕竟翻刻费时费财， “ 而抄录则容易许多，至少能起到为古籍续命的作用。此外，明代刻书追求形式与数量而不讲究 校勘质量成为恶习。陆容《菽园杂记》指出当时刻书之滥，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 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所谓官 吏用以应酬馈赠之书，即俗称“书帕本”，往往追求时效，不顾质量，衍夺讹误，所在多是，后 人遂有“明人刻书而书亡”的批评。这也是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藏书家抄写图书风气大开的重要 因素。由于宋元旧本难觅，当时有的名家抄本转眼亦成为孤本秘籍。清代藏书家仍然保持着抄 写稀见旧本的风气，为适应乾嘉时代整理古籍的需要，有的刻本包括丛书本（如《知不足斋丛 书》），不少是据抄本翻刻。那么我们重视抄本，重视对抄本的研究应当不言而喻的。但事实上 並非如此。以明代版本研究为例，许多版本学者更为关注的是明代的印本，由于明代的印刷品 不仅数量前所未有，各朝代与官私坊刻皆有各自特点，再加上活字、套印术的发展，饾版、拱 花术的发明，可供研究的内容极为丰富。而论及明代抄本，专家们往往轻描淡写，未予深入研 究。其实，明代抄本大有研究之处，且不论其文献价值，即就众藏书名家的抄本而言，那一家 不是特色鲜明，风格独具。何况还有很多具有重要版本价值的抄本至今未详其出处，需作个案 考证。前辈冀淑英先生曾写过《关于穴研斋抄本》一文（见陈红彦所编《冀淑英文集》），如大 家拜读过，相信会对明抄本的认识与研究有所启迪。因此我认为，如果不对与印本同样活色生 香的抄本作深入研究而谈版本学，至少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事情要做，需要 大家下苦功夫。 　　 “ “ “历来公私藏家著录抄本的名目繁多，兹就常见的“写本”、精抄本”、影抄本”、旧抄本 “ “ “ 阐述。 先说“写本”。昔人每将写本与稿本、抄本相区别，如唐五代以前的抄本（尤其是流传众多的佛 经卷子本）、明清两代官修书抄本及出自名家之手的抄本等，皆以“写本”称之，並见诸书目著录。 其中也有一种情况，即对稿本（主要指誊清稿本）抑或抄本未能加以辨别定夺时，版本目录家 们每每权以较为模糊的“写本”著录之。这种说法与著录虽然至今仍在沿用，但从学术角度而言， 尚欠严谨规范。相对印本，无论是稿本还是什么形式、时代的抄本，都应当归类于写本。当然， 如果从实际出发，对各公私目录的著录有所了解，或者说这样的著录已约定俗成，不影响我们 对版本的判断，那么“写本”这种名称就有广义与狭义两种涵义了。 再说“精抄本”。这个名称可从形式与文章内容两方面解释。从形式而言，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