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性协商：半正式行政下的街头执法实践逻辑——基于武汉“城管”实践分析（下）.pdf

保护性协商：保护性协商：半正式行政下的街头执法实践逻辑半正式行政下的街头执法实践逻辑 保护性协商保护性协商：：半正式行政下的街头执法实践逻辑半正式行政下的街头执法实践逻辑 ——基于武汉——基于武汉““城管城管””实践分析实践分析（（下下）） ————基于武汉基于武汉 ““城管城管””实践分析实践分析 （（下下）） 2018年 07月 30 日 四、四、摊贩的行动策略摊贩的行动策略 四四、、摊贩的行动策略摊贩的行动策略 自 2011 年武汉市实行“城管革命”强调“文明执法”以来，街头摊贩管理就出现了一个 奇怪的现象：违法占道经营者好像很有理（合法），不少队员感叹：“现在管理对象变了， 以前他们总觉得自己理亏，看见我们就跑，现在他们好像很有理。”小贩在城管权力退缩、 媒体和社会鼓舞下以生存权为借口对自己的违规行为进行了正当化。在城管与摊贩的互动 中，摊贩会用很多方法来进行博弈，他们以生存权博取社会同情，以“城管暴力执法”博 取体制的援手，或者通过热线电话、媒体渠道进行投诉，从而将城管手脚牢牢捆住，在执 法熟悉化的场域下，不同类型的摊贩也会采用不同的方法。 （1）躲避型策略。流动摊贩大多数是在无证的状态下或非正式的基础上经营。对于城管 执法队员来说，他们只能采取躲避的方式。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采取越过红线的行为。 比如，摊贩通过反复尝试来探测城管的底线和弱点，如通过尝试发现城管的上班时间和个 人性格等，从而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现在的摊贩和店面经常是“踩着线玩”。在城 管要收摊的时候对他们进行“一哭二闹三躺倒”的哭闹方式来争取自己的利益，通过自己 有病、已经怀孕等方式吓唬城管，让城管因为怕担责任而不敢执法。同时，个体化的摊贩 也并非完全的无组织，基于地缘乡缘的社会网络使个体化的摊贩存在松散、互助的非正式 联合，进而形成了同乡摊贩贩卖同一类产品的族裔经济。族裔性的存在反映了摊贩动用社 会资本的能力，增加了他们争夺公共空间资源的力量。 （2）维权型策略。对于固定摊贩来说，他们无法躲避国家严密的税收体系，因此会遵守 相应的制度，但是也会越过权力的红线，并导致直接对抗。据笔者观察，这种对抗突出发 生在少数民族占道经营的问题上，这些少数民族往往抱团而居，而且会通过宗教组织向政 府施加压力。例如，某小区的一楼商铺租给了回族商户进行烧烤生意，由于没有安装油烟 净化器，楼上的住户几乎不能打开窗户，油烟扰民十分严重。在打电话举报无效的情况下， 楼上住户直接将垃圾往下扔，而商户则对着干，将烧烤垃圾直接扔往楼道，将出口堵住。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几乎发生暴力冲突。警察赶到后，也只能进行调解。后来，该商户找 到了区民宗委告状，诉说自己冤屈，经区民宗委协调，双方互相赔礼道歉，商户安装油烟 净化器，事件得以解决。 （3）接受型策略。这类策略主要发生在熟识城管内部人员或者与城管队员关系十分融洽 的群体，他们往往消息十分灵通，协管员打招呼，上级检查，回家休息几天便乖乖地离开， 绝不会有任何的不快。但也给了协管员与摊贩一定的互动空间，每逢综合整治，总能够合 理顺畅地规避各种风险。对于执法者来说，如果与执法对象的关系比较紧张，这无疑会增 加执法的难度，甚至会加剧冲突；对于执法对象来说，如果与执法者的关系过于紧张，在 日常的街头经营活动中，就可能会在遇到街头城管执法者时影响自己的经营收益。 在面对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时，不同类型的摊贩会根据自身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应对策略的特殊性也会使得街头官僚的行为出现选择性。在国家的鼓励下以及媒体的宣传 下和市民的“支持”下，小贩进行了自我违规经营的合法化，从“见了城管像麻雀一样飞 跑”到“见了城管动都不动”，普通摊贩的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表明，摊贩已经掌 握了部分街头治理权——摊贩具有表达、谈判、协商的机会。 五、五、结论与讨论结论与讨论 五五、、结论与讨论结论与讨论 如前文所述，一线行政领域由于各种原因需要大量的协管员配合治理，实际上，正式队员 往往进行的是“办公室治理”，这种类型的治理是有门槛的，缺乏一定的主动性，而街头 治理的复杂性使得权力的执行者很难按照严格规定的要求积极行政。但是在街头这种微观 场域下的权力实践使得城管与摊贩的互动显得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