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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战后的经济发展和农业政策的转变 来美多年，对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早有所闻所识，但一直没有机会认真研究 一下。这次有幸访问台湾，实地考察台湾的经济，听台湾经济学家及政府官员的 介绍，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过程以及相应政策的变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战后台湾 经济发展的成功，不仅使台湾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并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 地区，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 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台湾的农业生产和贸易，在整个经济起飞发展过程中经历了 不同的阶段，起了不同的作用。台湾的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政策也几经变化。在短 短四十年中，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农产品压价征税的“压挤”政策转变为只 有在发达国家才普遍存在的以保证农民收入为主要目标的“保护”政策。这种农 业政策转变是与台湾战后经济起飞有密切联系的。认真研究台湾农业与工业发展 的关系，研究不同时期农业政策的目标与结果，对于大陆不断调整其农业政策以 适应正在出现的经济起飞是有益的。 一、农业生产和贸易在台湾经济起飞中的作用以及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农业 政策 台湾战后的经济发展应该从 1952 年算起。在此之前，台湾的经济主要是恢 复和稳定，农业政策也主要围绕这一目标。但在此阶段开始进行的土地改革，却 为不久以后出现的农业迅速增长以及六十年代出现的工业经济起飞奠定了非常 重要的基础。首先，通过土改第一阶段的“三七五”减租，佃农收益增加，生产 积极性大大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土改第二阶段的“公地放领”和第三 阶段的“耕者有其田”，又使得许多佃农成了自耕农，成为土地的主人。农民受 到激励，更努力劳动，资本投入也增加，结果是农业生产大幅增长，保证了粮食 供应，减缓了战后人口骤增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创造了一个起飞前所需的政策经 济稳定的环境。其次，土改的结果使台湾原有的地权结构和土地经营规模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台湾农业从少数地主(11.7%)占有大多数土地(56.0%)的租佃式经营 变成了以自耕农为主的独立分散经营。台湾自耕农占农户的比例由 1948 年的 26.3%上升为1953年的51.8%和1959年的81%。耕种规模相应缩小，生产决策更 分散化。一个地权平均并由耕者拥有，小规模经营的“自耕农”农业结构开始形 成。这种生产结构有利于政府对农产品供销和价格的影响和控制，有利于政府通 过政策对农业生产和贸易进行引导，也有利于政府向农民征收赋税。第三，这种 小模独立经营的自耕农经济使得台湾农业更加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自耕农不需 再听从地主的安排，而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和收益多少来决定生产。由于决策自由， 转产就方便。当六十年代台湾传统的稻米蔗糖的生产出口无利可图时，许多农户 就很快转移到养猪业和鲜蘑芦笋的生产和出口上，当鲜蘑、芦笋的出口受到限制 时，台湾农民又转到新产品上。因此，土地改革后形成的新的地权制度和经营方 式，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经营的灵活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另一方面又使得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压挤”农业，把农业创造的剩余用以发展工 业。土地改革的结果，使台湾农业能够更大限度地发挥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资 本，人力以及市场的作用。 土地改革之后，台湾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以农业培养工业。这一时期农业政 策的重点，是“压挤”农业帮助工业。具体做法包括： 直接或间接地向农民征税 在五十至六十年代，台湾政府以实物形式(例如稻谷和小麦等)征收各种农业 赋税。1962 年以前，政府每年平均征收稻谷 8 万吨，以后增至 14 万吨(约占年 产量的4-5%)。另外，在当时实行的“肥料换谷”制下，农民差不多要以低于市 场20%的谷子去换政府统售的肥料，这也等于交纳了巨额的实物税。另一方面， 政府又以控制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方法向农民间接征税。一直 到 1969 年，台湾农民出售大米的价格都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最低时只有国际 价格的61%。这种价格的差距实际是一种变相的税收，虽然这种“税收”不一定 是政府直接所得，而是转移给了其他部门的消费者，但对农民来说，仍是一种“压 挤”和“盘剥”。 促使农业资本向工业转移 政府以挤压农业培养工业的另一个措施是促使农业资本向工业转移。在土改 中向地主征收土地，而支付中的30%是工业企业的股票，这种做法既不过分损害 地主的利益，避免了社会政治冲突，又有利于工业的发展。此外，通过工农产品 的价格差异造成资本收益的差别，促使资本向工业转移。实施这些政策的结果是， 从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