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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案卷移送制度功能的重新审视 关键词：起诉一本主义，案卷移送制度，复印件移送制度，制度功能 内容提要：我国公诉案件的起诉制度在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吸收 了 “起诉状一本主义”因素，将“案卷移送制度”改造为“复印件移送制度”。 这种具有折衷主义的“中间道路”因遗留影响法官产生预断的可能 ，被有些学者 视为导致庭审空洞化的祸首。在20XX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乂退回到1979年刑事 诉讼法“案卷移送制度”的原位。从刑事诉讼程序正义视角来看 ,“复印件移送 制度”并非是审判程序改革错接病枝的集大成者,新刑事诉讼法在扩大辩护律师 阅卷范围、增加庭前会议制度后，“案卷移送制度”在新的诉讼环境和制度下如 何发挥功能，如何保障退回的制度与新设置的制度之间不发生功能上的冲突 ，仍 需在程序正义的框架下进行探索，以免立法对实践的尊重转化为实践对修法的异 化，出现屡改屡败的现象。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不再移送全部案卷材料，仅移送“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起诉书并附有证据目 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然而 ，这一称之为“复印件移送主 义”的程序变革不仅在实践中未达预设的目标 ，在理论界还遭到有些学者的责难， 被视为“一次失败的尝试，” {1}并提出彻底废止的观点。也有学者对刑事公诉案 件的庭前审查提出通过设置证据展示程序或者设置预审法官与审判法官分离制 度及其相对集中的庭前审查程序等改良方案{2}();{3}()。 在这些方案中，退回修改前的“案卷移送主义”抑或代之“起诉一本主 义”届于最典型的对畤修法立场。然而，20XX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倒回了 1996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前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状态，并将第141条、第150条修改 为：“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 院。”“人民法院……对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 ，应当决定开庭审 判”。这种起诉附“案卷材料、证据”的“案卷移送主义”的复活不免引起人们 对“复印件移送主义”的再思考，也激起对“案卷移送制度”的重新审视。基于 程序公正的视角，20XX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案件起诉制度的修改究竟是 一种理性的回归还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 ？其功能如何以及在理论上对此应作何解 释？这些问题不仅需要理论予以追问与论证，而且赖于实证性的比较与分析，还需 要对这一制度在律师阅卷范围扩大、 庭前会议、证人和鉴定人出庭等新制度环境 中的应有功能予以探讨，以免小问题因被过分放大或者大问题被修法者张冠李戴 致使修法后因归复的制度落后与修改后的其他程序的进步“之间矛盾丛生”而 失去权威,再次遭到实践的冷遇与理论的非难,影响其他制度修改后的实施效果 更为严重的是，有可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而无法自拔 ，出现“屡改屡败” 怪象{4}(P. 204)。 本文拟对我国公诉案件起诉制度的功能进行分析 ，论证其现存的立法 “文本”所确立的制度是否真的具有理论界认为的消除法官预断功能以及“复 印件移送主义”是否是影响庭审实质化的病源，并进一步探求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是立法“文本”自身的问题还是与立法“文本”相关制度不配套或者其实施中 衍生出的理念冲突乃至抵裙等新问题,并对这一制度如何在20XX年修改后的刑 事诉讼法确立的新制度环境中得以正当运行提出自己的基本看法与观点。 一、我国公诉审查制度功能争议之追问 刑事公诉案件的庭前审查(预审)程序可追溯到法国。无论是大陆法系国 家承袭而来的“中间程序” (zwischenverfahren), 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相继构建 的预先审查(preliminary hearing) 或初步审查(pre-liminary examination), 无不染指于法院审查检察官起诉处分权限之制度 {5}(),旨在为防止检察官滥诉 而设立的滤，避免无辜的被告人因起诉不当或者滥用受刑事审判的“耻辱”之 害。我国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采纳了职权主义的传统做法，实行了庭前“案卷移 送制度”，在践行的17年中铸造了所谓的“先判后审”、“先定后审”的流弊。 为防止法官先入为主对案件产生预断，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原刑事诉讼 法规定的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当移送全部案卷材料，改为只移送起诉书并附有证据 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使这一具有强烈 职权主义特征的“文本”制度在形式上寿终正寝。然而 ，原有“文本”在立法上 的消失并未随之带来司法实践中在此问题上的根本性变化。 司法实践原有传统惯 性仍对“案卷移送制度”藕断丝连甚至抱守残寰 {6}。这种“实践反对文本”的 现象致使学者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所抱有的良好意图濒临破灭，特别是司法实践 中的“司法机关”对立法“文本”的公开挑战，促使学者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