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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民族与文学理论 20世纪90年代后期，“失语症” 一词突然 频繁出现于文学理论之中。某种潜伏已久的 不安终于明朗一一人们使用这个神经病理 学概念隐喻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的文学 理论喑哑无言。相当长的时间里，理论家只 能娴熟地操纵一套又一套西方文学理论概 念系统,人们听不到他们自己的语言。 在他 们那里，“传统”是一个贬义词，中国古代 文学理论成了一堆无人问津的遗产 ，一脉 相承的民族文化嘎然而止。 这无疑表明了巨 大的文化危机——一个民族正在丧失内涵。 这种情况还能延续下去吗？ 一批理论家忧 心忡忡的警告不绝于耳①。 可是，另一些理论家对于上述警告不以为 然。他们觉得，这些情绪化的表述没有多少 实质性的内容。东西文化之争业已持续了一 个多世纪，而且还将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 每隔一段时间，一些不甘寂寞的复古主义 者就会再度露面，慷慨地陈述一些大同小 异的理论。由于过分的文化恐慌，“失语” 云云甚至没顾得上详细地论证，为什么必 须对西方文学理论如此反感 ？——为什么化 学、医学或者生物学没有发生相似的敌意 ？ 文学理论怎么啦？ 何谓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是一种阐释文学 的知识。文学理论利用一系列概念、范畴分 析和概括文学,并且从一批具体的文本解 读之中提炼出普适性的命题。 通常，阐释是 文学理论的基本功能，阐释的有效程度决 定了某一个学派文学理论的意义及其价值。 有趣的是，抱怨文学理论“失语症”的不 少理论家奇怪地忽略了这个问题。他们的苦 恼是找不到文学理论的民族渊源,而不是 因为阐释的困难或者无效而抵制西方文学 理论话语。这种疏漏没有发现一个隐蔽的逻 辑脱节：人们又有哪些必然的理由断定， 一个民族的文学只能与本土的文学理论互 为表里？事实上，前者隐含的问题不J定 与后者的阐释范围完全重合；某些时候， 二者甚至相距甚远。相反,异域的理论跨越 海关而在另一块大陆大显身手，这种现象 在理论史上屡见不鲜。恐怕无法否认，相对 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者“意识 流”,王蒙、莫言、余华、张贤亮、残雪们 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例如“道”、 “气”、“风骨”、“神韵”一一的隔膜可 能更大一些。理性的分析承认，选择或者放 弃某一种文学理论，阐释的有效与否远比 理论家的族裔重要。然而，更多的时候，人 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民族渊源视为阐释效 力的前提。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逻辑脱节是，本土的文 学理论往往被含糊其辞地表述为中国古代 文学理论。我曾经提到导致这种混淆的复杂 纠葛：“古老的民族自尊心与崭新的’后殖 民理论共同支持这样的结论：本土的理 论更适合于阐释本土的事实；然而，人们没 有理由任意将’本土的理论偷换为’传 统理论——本土与异域、古代与现代两对 矛盾互相重叠的时候，这样的偷换尤其容 易发生”②。作为这种混淆的后果，传统文 化时常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民族的象征。 然而， 这并非一个无须论证的问题：诊治失语症” 的秘方肯定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吗 ？ 鉴于以上理由，我一直不想轻易地附和 “失语症”之说。然而，晚近我开始意识到 另一个问题：“失语症”之说产生的巨大效 果表明，仅仅考察逻辑的脱节无法释除众 多响应者的强烈情绪。理论家的民族身份产 生的意义可能比预想的要大得多。 这是一个 不可轻视的症结。事实表明，认可一种知识 不仅意味了肯定一种观点，同时还必须认 可一种知识生产机制一一理论家的族裔被 当成了生产机制的组成部分。 族裔不可避免 地与特定的社会阶层以及他们的利益联结 在一起。显然，这个事实的发现源于一种愈 来愈多的人承认的观念：知识的生产时常 以复杂的方式与意识形态互动，真理的表 述时常遭受利益关系的隐蔽干扰。 这即是福 柯揭示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这个意义上 ， 仅仅证明某一个文学命题的阐释效力是不 够的。人们不得不介入文学理论背后的一系 列问题：谁是这种理论的生产者？他们拥 有哪一种级别的权威？这种理论使用哪一 个民族的语言？这种理论以哪一种形态呈 现出来——一个思辨的体系还是零散的札 记？谁负责认定理论的价值？谁是这些理 论的消费者一一一个严谨的教授，一个天才 的作家，一个任性的解释者，还是一个鹦 鹉学舌的异族理论家？人们至少还必须承 认,这些问题同样可能决定一种理论的命 运。 当然,文学理论背后一系列问题产生的干 预并非平均数。“失语症”之说表明，文学 理论的民族属性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的 筹码。换言之，重要的不仅是理论家说了些 什么，而且，还要识别究竟是哪一个民族 的理论家说的。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课堂教 学，不同民族的理论家享有不同的威望。 这 是知识形式掩盖的不平等。谈到民族与知识 生产的关系时，萨义德犀利地指出：“西方 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 霸权关系”③。这时，知识生产的背后隐含 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抗衡，并且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