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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基本概念系列—— 明清人学 形而上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文明之一，人学是研究人类文明、思想、道德、社会规范形成 等领域的学科。 本文提供对人学基本概念 “明清人学”的解读，以供大家了解。 明清人学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高度成熟转而走向日益衰弱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人学承续宋元人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转而走向分化瓦解，具有近代启蒙色彩的人学思想酝酿、产生的时期。 理学作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人学。 理学经过两宋时期的蓬勃发展，元朝时得以北传，并被“定为国是”。 明朝初建，仍接承元朝思想体系，奉朱学为正宗。 在人学思想上，亦没有独特的建树。 如辅助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中立下赫赫功勋的刘基，一生中除了奔波于政治，便是着书立说，谈“心”论“性”，成为当时有影响的思想家。 但是，仔细研究其思想，他关于“人者天之子，假于气而生”；“教可行于质近，道难化乎性成”的人性论，关于“善恶成于人而祸福从其所遇”的善恶论，关于理欲关系，关于“母子相感，显微相应”的人天关系论，基本上没有脱离程朱学说的模式。 倘若一种理论在发展进程中很难再有新的突破，那就说明这种理论已走到终结，代之而起的新理论必然诞 生。 至明中期，人学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发生变化，人们的致思方式发生转轨，正统的程朱人学思想发生解体。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内部分化的进程加剧。 与程朱人学相对应，是王守仁“心”学的崛起及传播；其后，“心”学内部亦发生分化，形成多个学派。 另一方面，是反理学力量的加强。 倘若说宋朝的反理学只是某些思想家对理学的某几个问题提出异议，那么，此时则是有相当数量的思想家对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尽管这种批判不被封建统治者所容，但它促进了理学的分化和瓦解。 王守仁为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 早年笃信程朱，假“格物”求’天理”，无奈终不得其门；继而出入于佛老虚玄之学，亦不得其要；正德三年以后，思想再次发生转变，开始清算程朱学说，建立以“心”学为基础的人学思想体系。 程朱人学本身包含着两个难以克服的矛盾。 一是理性的论证与非理性的“天理”之间的矛盾；二是被抬到主宰一切地位的’天理”对人的主体性的抑制与认知“天理”以人的主体性为前提的矛盾。 王守仁的“心”学正是在揭露这两个矛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王守仁把“天理”移到“吾心”，宣称“心即理”、“人者，天地万物之心”，给“心”赋予本体地位。 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否定了“心”外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天理”；另一方面又给人的主体自觉性以充分的余地。 王守仁以’吾心”吞并“天理”的方式来解决朱学“吾心物理，终判为二”的内在矛盾，是对朱学的辩证否定，是中国人学思想发展的更高阶段。 王守仁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对人学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王守仁依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广泛倡导其学说，使其“心”学一时风靡海内。 不能否认，王守仁的人学思想体系内部又包含着新的矛盾。 正是因为包含着矛盾，其后学则根据自己的理解，强化、甚至修正其某些部分，导致王学迅速分化。 与“心”字产生与发展的同时，反理学力量在不断加强。 与王守仁同时代的罗钦顺、王廷相等，不但反对王守仁学说，也反对程朱学说，对理学进行了清算。 罗钦顺认为，“人物有生有死，天地则万古如一”。 倘若认为“人心”为万物之本，把天地万物的变化皆视为“吾心”的变化，以至于把有限的心说成比天地还大，把无限的天地说成比心还小，这是颠倒的、错误的。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王守仁“心”学的理论基础。 他又针对程朱人性二元结构提出“理一分殊”的人性论。 说明人与万物同禀阴阳之气而生，这是“理一”；成形之后便产生诸多差别，这是“分殊”；就二者来说，“分殊”是自然之理，“理一”体现于“分殊”之中。 因为“理不离气”，所以人便只有一个气质之性。 人的气质之性决定人性皆善而无恶；人的欲望是人的本性的自然流露，所以无恶善之别；人的善恶不在于有欲与无欲，而在于对欲望的节制如否：有欲不是恶，纵欲过度才是恶。 王廷相则恨据气一元论的思想提出，“万物各随气之所禀而为生”，“人具形气而后性出焉”，说明人性是在生理活动基础上，通过人的认知活动而获得的道德情操：人是由气、性、灵三者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 这些观点不仅反对了王守仁的“心”学，而且纠正了程朱人性二元结构理论。 特别是关于理欲统一、人是由气、性、灵三者共同构成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古代人学的一大进步。 李贽、吕坤等人继承了罗、王反理学的传统。 特别是李赞，以人人具有、先天存在、天真纯朴的“童心”来反对理学的虚伪，并对“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伪道学进行了尽情的揭露。 李贽提出了“致一之理”的平等观，认为人人都有“童心”，人人都有“生知”，那么，佛与人、圣人与庶人、男人与女人、达官显贵和普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