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王氏的学术成就和学术风格.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高邮王氏的学术成就和学术风格 清代乾嘉时期，学术界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形成了崇尚质朴的治学风格。最能代表这一学术风格的学者是吴中惠栋、皖南戴震、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和他的儿子王引之。段玉裁和王念孙二人皆受学于戴震。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子引之，故世称戴段二王焉。”[1]他们对于儒学经典的研究，以汉儒经说为宗，从文字训诂入手，下大力气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诠释文字、考证典章制度和地理沿革等等。对于这种学问，学术界称之为“汉学”、“朴学”或者“考证学”。梁启超认为：“在我国自秦代以来，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2]由此可见考证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时至今日，质朴的治学风格仍然是需要提倡和发扬的。研究高邮王氏的学术成就和学术风格，对于我们继承传统文化，是有裨益的。 一、王氏父子的学问 就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和儒家的经学而言，王念孙、王引之的学问罕有其比。我们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广博、精深、淹通。 “广博”形容其知识面宽。王氏父子博览群书，贯通经史，融汇百家，乃至各种类书，无所不窥。正因如此，才能在撰著时爬罗剔抉，广征博引，多方比勘，去伪存真，不断有所发现。 “精深”形容其学问细致、严密。在他们的著作中，常常会看到“凡言”、“遍考”之类的话。例如： 凡《春秋·公羊传》之释经，皆言“何以”，《穀梁》则或言“何用”，其实一也。（《经传释词》卷一“用”条） 《礼记·大传》注曰：“然，如是也。”凡经称“然则”、“虽然”、“不然”、“无然”、“胡然”、“夫然”者，皆是也。（《经传释词》卷七“然”条） 凡《书》言“洪惟”、“爽惟”、“丕惟”、“诞惟”、“迪惟”、“率惟”，皆词也。解者皆失之。（《经传释词》卷九“爽”条） 凡《易》言“君子”、“小人”者，其事皆相反。（《周易述闻》下“终不可用也”条） 今以全《诗》之例考之，凡云山有某物者，皆指山中之草木而言。（《毛诗述闻》上“有纪有堂”条） 《传》凡言“舍于”者，句末皆地名。（《左传述闻》中“舍于翳桑”条） 遍考群经、《楚辞》至于《老》、《庄》诸子，无不皆然。（《周易述闻》下“终不可用也”条） 遍考地理之书，无谓江水为泜水者。（《大戴礼记述闻》中“泜水”条） 遍考书传，岂有“徒人”之官乎？（《左传述闻》上“徒人费”条） 遍考书传，亦无谓鳏为比目鱼者。（《尔雅述闻》上 “其名谓之鲽”条） 假如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缜密的思维，怎敢轻言“凡言”、“遍考”之类的话？ 有的人知识面很宽，但每门学问都是浅尝辄止，不能通一艺。这样的人难以推动学术的发展。反之，有的人专门研究某种学问，但知识面太窄，稍微越出一点范围，就有隔行如隔山的感觉。这样的专家适应性很差。若能在对某种学问深入研究的同时，又能广泛涉猎相关的学科，而且都能有所成就，做到既博且精，那是最理想的。 “淹通”就是学识通达、贯通。淹通书史、淹通古今的人，称之为通人；对儒学经典无所不通，称之为通儒。清代学者如程瑶田的经学、钱大昕的史学、汪中的文章、高邮王氏父子的小学，皆独步一时，罕有其比，此数人可称为通儒。 二、王氏父子的学术成就 王氏家学渊源深厚，又能自幼笃志于学，勤奋读书，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经过终生不懈的努力，终于登上了学术研究的巅峰。其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高邮王氏五种》。王念孙所著《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和王引之所著《经传释词》、《经义述闻》合称《高邮王氏四种》。这四种书皆可视为父子合璧之著。后来江苏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上虞罗氏辑本《高邮王氏遗书》，与上述四种合称《高邮王氏五种》。 王念孙的文字学功底不在段玉裁之下，但成就不如段氏。段氏《说文解字注》一书，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王念孙撰序谓“千七百年来无此作”。其书发明许慎《说文解字》的条例，研究词义变迁，将许学推向高峰，沾溉后学，其泽甚远。王念孙本来也曾着手注释《说文》，后来得知段注已经成书，就把自己的书稿送给段氏了。[3]王氏研究《说文》，有《读说文记》1卷，《说文解字校勘记》1卷，《说文谐声谱》1卷，《说文段注签记》1卷，《段若膺说文解字读叙》1篇，《桂未谷说文统系图跋》1篇，代朱筠撰《重刊说文解字序》1篇。[4]除了校读《说文》，属于文字学类的成果还有《康熙字典考正》12卷（与王引之合撰），《群经字类》2卷，《汉书古字》1卷，《汉隶拾遗》1卷，《宋质夫印谱序》1篇。上述文字学著作中，《康熙字典考正》最为世人所重。 王念孙在音韵学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