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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职业分化、经营规模与农地生产效率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打破了我国农民全职经营家庭承包农地的状况，导致了农民职业分化和农地经营方式的改变。传统理论认为，城市工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后，必然引起农民职业彻底分化和带动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我国农民职业分化并不彻底，职业分化广度（非农比例）增加，但职业分化深度（非农就业时间和专业化程度、农业经营专业化程度）并不高（陈中伟、陈浩，2013）。农民职业分化广度增加促进了土地流转和农地规模经营（李文明等，2013），但职业分化深度影响了农业经营方式（陈中伟，2018）。适度规模经营已经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必要条件。扩大农地经营规模的目标是提高农地生产效率，不同角度下农地生产率是多元化的，包括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单位农地产出率、单位劳动产出率等。在我国农民职业分化的特征下，这些目标并不一致。那么，基于农地经营规模扩大的条件，研究我国农民职业分化中非农比重和职业化程度对多元化农地生产效率的影响，并分析如何促使农地生产效率多元化目标趋于一致，将成为新的研究视角。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否能够促进农地生产率提高，学术界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导致的农民分化，可以分为职业分化为主的水平分化和经济分化为主的垂直分化（何蒲明等，2014）。其实这两个方面的分化都是农民职业分化的表现，水平分化是总体上非农就业比例的变化，即农民职业分化的广度;垂直分化是农民职业分化后专业化程度的变化，即农民职业分化的深度。前期的研究多集中于这两个方面中的其中之一对农地效率的影响。 农民职业分化广度对农地生产效率的影响，学术界研究结论并不统一。张建、诸培新（2017）利用江苏四县调研数据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后农户自发流转农地并不能提高农地生产效率。王丽英等（2017）对四川省农户调研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带来的单纯农地规模扩大并不能有效提高农地生产效率，但经营者的专业化程度提高有利于提高农地生产效率。王嫚嫚等（2017）对江汉平原的水稻种植户调研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背景下中小规模农户经营并不存在规模经济现象，土地的零碎化会降低粮食产量。也有较多的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利于农地规模经营，对提高单位农地产出率、单位土地劳动力生产率、农地全要素生产率等具有正向作用，持有类似观点有许庆等（2011），张海波（2016），李宁、何文剑、仇童伟（2017），鄢姣、王锋、袁威（2018），王亚辉、李秀彬、辛良杰（2017）等[8-12]。除此之外，别朝霞、刘行（2017），钟甫宁、陆五一、徐志刚（2016）等[13-14]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地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农地异质性也会影响研究结果。 学术界普遍用农村劳动力兼业化程度代替农民职业分化的深度，进而分析其对农地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呈现两种不完全一致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适当的兼业有利于提高农地生产效率，但随着兼业程度的提高会逐渐弱化这种正作用。持有类似观点的有张光宏、朱亚颖（2018），高欣、张安录（2017）等[15-16]。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兼业经营会对农地生产效率造成负面影响，持此观点的有蔡基宏（2005），杨肃昌、范国华（2018）等[17-18]。 通过梳理以往文献发现，农地生产率包括农地产出效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等三个目标，农民职业分化包括分化的广度和深度，研究结果会因区域分析、农地异质呈现差异。但前期研究多以农民职业分化的一个方面分析其对农地生产率目标的影响，有关农地异质研究较少。所以，笔者拟通过农民职业分化的两个维度，在考虑农地异质和农地规模的基础上分析其对农地生产率三个目标的影响。 二、农地生产效率的测算与分析 衡量农地生产率的指标从投入要素的角度主要可以分为农地产出效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体现土地、劳动和综合要素投入的生产率。其中农地产出效率一般用单位农地产值或产量代表，笔者采用单位农地产值表达，更能体现农地经营市场化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用单位投入劳动力的农业产值表达;全要素生产率采用DEA投入产出模型估算。 利用Deap2.1软件采用产出导向进行计算2003—202X年河南省33个粮食主产县Malmquist农地生产效率指数，其中产出变量用農业实际增加值（以202X年为基期）代替，投入变量有农林牧渔从业人员、农用机械总动力和农作物播种面积，采用CRS模型估算。表1为2003—202X年各粮食主产县农地生产效率指数变动情况，表中各指数均以上一年为基期环比形式表示，202X年各效率指数为1，其他年份效率指数大于1，表示相对于上一年效率提高;其他年份效率指数小于1，表示相对于上一年效率降低。表中全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