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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税制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 税制结构是指依据某种标准，分析各税种的组合方式及其相对地位。尽管学术界关于“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观点不尽相同，但一般认为税制结构会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合适、健全的税制结构也会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构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税制结构十分必要。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逐步确立了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截止202X年，虽然细节处存在变化，但我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相对稳定，确保了税源的稳定和充足，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正向作用。然而，202X年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经济结构化改革的推进，原有的“效率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向“质量型”方式转变，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税制结构更深层次的优化。本文以202X年作为时间节点，对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两阶段的实证分析。 税制结构的理论构建是研究税制结构经济效应的基础。传统的税制结构理论主要有以下三种划分方式：直接税与间接税;商品服务税、所得税与财产税;资本税、劳动税和消费税，这三种分类方法在解释经济现实方面各有利弊。区别于以上划分方式，笔者主要采用基于国民收入循环视角的税制结构理论，以国民收入循环的各个环节作为划分依据将税收收入分为以下四类：生产环节税、所得环节税、消费环节税和财产环节税。这一理论将税收纳入宏观经济框架进行分析讨论，既符合税制结构理论的基本思路，也便于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分析税制结构的经济社会效应，具有更强的现实价值。目前，《中国统计年鉴》已公布1992—202X年的中国资金流量表，为基于国民收入循环理论进行税制结构的探索提供了现实数据依据;高敏雪（2013）等利用国民经济核算原理深入探究我国宏观经济情况，吕冰洋（2017）则以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为基础对税制结构进行重构。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笔者运用这一税制结构理论从宏观经济运行层面重点分析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术界关于税制结构经济效应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尽管研究方法有所不同，但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研究表明，税制结构可以广泛地影响经济增长。Atkinson和Stiglitz（1976）使用个体效用函数对税制结构中直接税和间接税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流行和计量工具的丰富，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更多地使用实证研究方法对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應进行研究。Devereux（1994）从税收的扭曲作用出发对税制结构进行回归分析，认为扭曲性税收阻碍经济增长，而非扭曲性税收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Tosuna和Abizadeh（2005）对1980—1999年OECD成员国家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研究，结论为对商品和劳务征税会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Kaliva和Athena K（2007）认为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阻碍经济增长。然而，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Ibadin等（2015）的研究认为，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阻碍经济增长，而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能够发挥正向作用。 具体到中国的经济环境下考察两者的关系，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较普遍的观点是间接税利于我国经济增长而直接税具有相反的作用。马栓友（2001）使用我国的税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直接税明显阻碍经济发展，建议降低我国直接税比例。纪志明（2004）通过回归分析说明了税制结构确实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显著的影响，直接税阻碍经济增长，间接税则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刘海庆、高凌江（2011）利用我国1994—202X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财产税和流转税有助于经济发展、所得税和其他税收具有相反作用的结论。 近年来，随着经济环境的转变，我国学术界关于改革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以弥补其经济缺陷的呼声越来越大。郭婧（2013）运用工具变量法对我国202X年和202X年税制改革的经济影响进行重点考察，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企业所得税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增值税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显著，并说明了其与税制改革的关系。常世旺、韩仁月（2015）对我国各省现行税制结构的经济效率损失进行了测算，认为大部分省份的间接税比重过高，应逐步降低该比重以重塑经济增长动力。余红艳、沈坤荣（2016）基于分税制改革后20年实践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税制结构的调整步伐过于缓慢，以间接税为主的“效率型”税制结构显著降低了经济增长绩效。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关于这一课题已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理论基础和实证方法。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第一，区别于传统税制结构理论，研究以国民收入循环角度出发划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