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 案例研究：“王海现象”——一个绝非仅仅是消费者概念的问题.docVIP

案例研究：“王海现象”——一个绝非仅仅是消费者概念的问题参见张严方：《消费者保护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 参见张严方：《消费者保护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132页；王先林主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概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称的消费者，是对一类法律关系中特别一方当事人法律地位的描述：若为消费者，则必须是弱者。正因如此，法律对消费者权利的特别保护才有其依据。消费者是自然人，但并非一切自然人都是消费者。 近几年来，自王海知假买假的行为发生后，商业界又发生了很多买假索赔，甚至是知假买假再索赔案，新闻媒体称之为“王海现象”，并对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类行为中有几起诉讼至法院的，判决结果迥异。其中，第一例胜诉的是公民何山（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发现北京前门一家商行所售的徐悲鸿画品并不是真品，故购买了两幅落款为“悲鸿”的仿冒已故国画大师徐悲鸿作品的假画，诉讼至法院，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何山的双倍索赔的请求。 出现相同或相似案件不同判决的现象,表明法律实施方面存在问题。而根本原因在于法律上的消费者界定以及法律界定后司法机关的适用问题均未得以有效解决。 1、王海等人是否属于消费者 王海之类的知假买假者是否可以被认定为消费者，具体而言，就是消费动机是否必须成为判断“消费者”的要件？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定义，消费动机显然是要件之一，但“知假买假”符合“生活消费”的标准吗？对于什么是消费者，理论及实务界存在三种不同观点： （1）王海等人知假买假行为，不具有合法性，而是以此营利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消费者。因为知假买假者所为的交易行为，目的在于利用消法第49条之规定，获得双倍赔偿，本质上应视为一种“营利”行为，根本不具备消费动机。诚然，知假买假而打假，对于经营者客观上具有惩罚作用，对刺激消费者权利意识的觉醒，促成国家、社会对商品服务质量的关注等方面也有积极意义。但知假买假行为的结果却使知假买假者获得不正当利益，未必能真正遏制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如欺诈），故其行为不应受法律保护。 （2）王海等人是否为消费者，现行法律无从适使用。如王卫国先生认为，以打假为业的王海是不是消费者，无论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是一个悖论：如果判决王海是消费者，可以退还假货并获得双倍的赔偿，他就不可能去消费这些假货；如果判决王海不是消费者，他只能自己消费这些冒牌货，反而成了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3）王海等人是消费者，其权利应得到消法的保护。应用法学学者杨洪奎先生认为，首先，消费者的主体身份是在经营者向社会公众（不特定人）公开销售的场合中形成的，而不是根据消费者事后将购买的商品用于什么用途而确定的，不能用反推的方法将以后发生的事实来推定此前的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行为的性质。如允许反推，则经营者均可以购买者不是消费者为理由而拒绝承担法律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经营者法律责任一章的条款就将失去立法的客观基础。其次，消费者发现、紧盯假冒、伪劣或过期商品，为获得加倍赔偿而购买，此种行为不仅不具有不法性，相反极具社会公益性，即以个人的力量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予以社会监督，有助于净化经营行为，维护社会公众合法权益，建立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再次，经营者和购买者商品或接受服务者之间的消费权利义务关系，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行为的开始即确立，权利义务内容及时发生，随即发生的是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中的义务履行和消费者享有和行使权利的问题。消费者索赔事实的发生，是消费者行使权利与寻求法律救济的问题，是消费权利的继续与延伸。最后，在这种消费权利义务关系中，经营者被索赔，并因欺诈行为向消费者加倍赔偿，是立法保护重心在消费者这一法律价值的定位。经营者不得因欺诈行为的受害者事后行为的不同而免除加倍赔偿惩罚责任，否则有悖于消费者保护法的特别立法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