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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法心理要件之“明知”要素的解构 一、引言 国际刑法由最初审判二战战犯的两大军事法庭审判实践中 的零散的、 片段的规则堆砌， 到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 庭的针对具体罪名的规范搭建，再到《罗马规约》以及《犯罪要 件》对国际刑法体系的基础性构筑， 可以发现国际刑法在向着更 为体系化的方向演进。自国际刑事法院建立以来，《罗马规约》 已成为国际刑法领域中最重要的规范性文件， 其对于心理要件的 突破性规定无疑是最闪耀之处。 各国刑法的心理要件本身就是一 个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理论难点， 而国际刑法由于其生成于各国 的对话， 在其规则制定和实践操作中融合了两大法系， 因此尤为 复杂和深邃。《罗马规约》共有 13 处提及“明知” （或“知道”） ， 除 2 处为审判程序的内容以外，其他均为对心理要件的重要规 定，而《犯罪要件》对于“明知“（或“知道”）的规定更是高 达 148 处，其重要程度更是可见一斑。然而，国内学者对国际刑 法中主观要件“明知”要素的研究却付诸阙，因此亟需对“明 知”要素进一步理顺和解构。 基于此，本文首先回顾国际刑法心理要件中“明知”要素嬗 变过程， 并通过对两大法系国内法心理要件的探源， 为展开国际 刑法视域中“明知”要素的探讨奠定基础。 进而回归国际刑法文 本和审判实践， 在理析心理要件的前提下， 对“明知”要素本身 的理论体系加以梳理和解构， 从规范样态和审判实践上两方面加 以阐释， 以期助益进一步拓宽国际刑法理论， 并通过透视国际刑 法，为我国刑法理论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新路径。 二、“明知”要素的嬗变过程：心理要件的发展史 “明知”要素在纽伦堡军事法庭和远东军事法庭中只在案 件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中零星提及。 1945 年以后，国际刑法规定 的犯罪要件亦通常是客观或物质的， 很少涉及主观或心理要件。 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 约》中也鲜有“明知”的身影，只在上级责任原则处有所提及。 在两大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实践中，“明知”大多是含于“故 意”之中的，多表达为“知道”( knowledge )、“相信” (belief )、“认识到” (aware)，从而作为满足“故意”的 一个必要条件，表示主观上的“认识状态。此外，卢旺达国 际刑事法庭在 KayishemaRuzindana 案的判决中指出： 《卢旺达 国际刑事法庭规约》 第 6 条“个人刑事责任”第 1 款主观上需要 存在故意或明知( intent or knowledge )。这突破性地确定了 作为独立罪过形式的“明知”，且将其与故意并列(“ or ”，即 “或”的关系)。 “明知”要素地位的不可撼动性可谓在国际刑事法院中才 得到真正确立，“明知”被直接规定在了《罗马规约》中。成为 “心理要件”的一个要素。规约第 30 条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下 的国际犯罪的心理要件提供了一般性的规定，其第 1 款规定， “除另有规定外，只有当某人在故意和明知（ intent and knowledge ）的情况下实施犯罪的物质要件，该人才对本法院管 辖权内的犯罪负行事责任，并受到处罚。”在接下来的两款中， 规约分别对“故意”和“明知”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 第 2款对 “故意”进行界定，指出“为了本条的目的，有下列情形 2-- 的， 即可以认定某人具有故意：（a）就该行为而言，该人有意从事 该行为；（b）就结果而言，该人有意造成该结果，或者意识到 事态的一般发展会产生该结果。”第 3款对“明知”进行界定， 指出“为了本条的目的，‘明知是指意识到存在某种情况， 或 者事态的一般发展会产生某种结果。 ‘知道和‘明知地应当 做相应的解释。” 但是，对于心理要件及其要素应如何解读之战的硝烟却从未 停歇，甚至成为两大法系交锋的主战场。而在我国，对于上述规 约中文译本中将 intent 和 knowledge 分别翻译为“故意”和 “明知”的这种译法，亦引起了诸多质疑。有学者认为，根据我 国《刑法》第 14条第 1 款的规定，“明知”仅为“故意”的要 素之一，若将两者并位列之，会混淆“故意”与“明知”之间的 关系，因此应参考国内的习惯译法， 将“intent ”译为“蓄意” 或者“意图”。 也有学者认为，在国际刑法的语境下的 knowledge 不同于美 国《模范刑法典》中的一种单独的罪过形式， knowledge 并非是 对完整心理状态而仅仅是对认识因素的规定， 以使这一概念得以 容纳同样具有认识因素的“轻率”乃至“归于自信的过失”， 此应译为“知道”。 上述观点都以比较法为基石， 以我国对英美刑法的既有理解 为依托， 之所以在语词翻译上出现分歧， 虽然有专业翻译和用语 精确性等方面的原因， 其根源在于认识上的错位， 规范文本中的 “故意”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