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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创新效率度量的功能框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 一、 引 言 在创新全球化的背景下， 创新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 作用不断增强， 创新能力日益成为衡量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作为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创新效率倍受政府和学者的 高度关注。对国家创新效率的测度一直是学术界的前沿研究领 域。近年来， 相关机构构建各种创新指标来度量国家和地方的创 新效率，最著名的指标包括欧洲创新计分牌［ 1］、经合组织的 科学、技术和行业展望［ 2］、北欧创新检测器［ 3］、由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构建指标（例如UNCTAD,2005以及世界银行 （2010）设计的指标［ 4］ ［5］。除了上述研究机构构建的指 标外，一些学者也试图构建创新效率指标。 例如 Nasierowski 等 人（2003）用非参数的方法分析了国家创新效率，认为一国创新 效率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文化因素（权力差距、不确定性避免、 男性化、个人主义）、国家规模（人口、 GDP、技术储备（文 化素养）和生产率这四个方面。［ 6］官建成、何颖（ 2009）提 出了创新三阶段概念模型，利用 DEA方法对1992—2004年期间 的中国和20个OECDfc要国家的创新效率进行比较分析， 实证结 果表明，在研发效率上中国正在赶超 OECD!家，但转化效率上 中国低于OECC国家的平均效率。［7］针对传统DEA模型和随机 前沿分析方法在效率测度时的不足，钟祖昌（ 2012）首次把外部 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因素纳入国家创新效率差异的研究中， 通过 将SBM莫型和三阶段DEA模型相结合，构建修正的三阶段 DEA模 型，实证评估比较 2001—2008年30个OECDI家和中国的创新 效率。［ 8］ 综观现有的创新效率度量指标， 我们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第 一，许多创新效率度量工具仅仅关注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之间的 关系，忽视创新过程中的创新决策者和纳税人的真正利益， 即创 造价值和解决问题的工具。 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 支撑 大多数创新度量工具的概念化思维是线性创新模式， 即创新过程 中各种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单向关系。 相反， 传统的创新度量工具 很少关注创新投入与产出之间会发生什么的重要性， 尤其是创新 过程中对知识的学习、采纳和改编。［ 9］第二，对于发展中国 家的创新效率度量指标，重视创新发展能力（ DC的重要性，忽 视创新吸收能力（ACC的重要性，没有将二者置于同样重要的地 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 忽视了一国的创新能力不仅取决 于内部知识， 而且取决于与内部知识互补的外部知识这一公认的 观点。［ 10］ ［ 11 ］ 针对上述创新效率度量中存在的问题， Mahroum等（2008） 构建创新的AC/DC模型［11］。该模型侧重于分析怎样通过获取、 稳固以及扩散各种内外部知识来提高系统效率并进行价值创造， 而不是仅仅强调对本地新知识的开发和运用。在此基础上， Mahroum和Al-Saleh （2013）构建度量国家创新效率的功能框架， 提出了“创新效率指数”（ innovation efficacy index ，简称 IEI ）的概念。该指数围绕 AC/DC模型中的五大系统功能，分别 从国家潜在创新能力和实际创新绩效两方面来选取指标。［ 12］ 本文主要是对 2008）的AC/DC功能模型和 Mahroum和Al-Saleh （ 2013）的创新效率指数做简要介绍，在此 基础上提出对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效率评价的借鉴意义。 下文的结 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单介绍AC/DC功能模型；第三部分对创 新效率指数的构建做简要介绍； 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及借鉴 意义。 二、AC/DC功能模型 对于国家创新效率的度量一般是在创新体系 （ SI ）的概念性 框架下进行的。根据不同系统的特点， SI 的定义存在着很大的 差别，许多学者对此概念进行了界定， 包括 Edquist（2010）［13］、 Lundvall（1992） ［14］、 M etca lfe （ 1 995）［ 1 5］等。其中， Lundvall （ 1992）给出的定义被引用的最多， 他认为“创新体系是与知识 的产生、 扩散和使用等有关的要素以及相互关系， 并且这些知识 是全新的、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 14］ 创新体系的概念使得人们对于创新的分析视角从传统的线 性模型，转变为以一种系统的观点来看不同要素之间的互动。 ［13］尽管 SI 具有理论上的吸引力，但是这一概念由于简单关 注结构性的要素， 以及倾向于忽视各个创新系统的动态而倍受指 责。 ［ 16］迄今为止， SI 框架尚未充分地用于实际应用，政策 分析人员无法使用相应工具来制定有关的实际政策准则。 相较于传统的创新体系对于结构的关注， AC/DC模型则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