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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新诗之争 一、诗歌语言：工具与本体的统一 白话能否入诗， 是学衡派与胡适的主要分歧之一， 而分歧的根本归结于二者对语 言性质的界定。 胡适视语言为工具，“文字者，文学之器 也”［ 1］，既然是“器”，就与文学本体无大关系。学衡派则 认为，语言是工具与文学本体的统一。他们认为，语言自然有工 具性的一面， 语言本身的工具性质决定它有载道的功能， 这是毫 无疑义的，“文以载道，文言文能载道，与白话文之能载道，亦 无以异也”，“夫文字不过意志、思想、学术传达之代表，代表 之不失使命及胜任与否，乃视其主人之意志坚定，思想清晰，学 术缜密与否为断”。［ 2］这似乎与胡适等人所持的工具说并无 二致，但是，这仅是语言性质的一个方面。 学衡派指出， 语言同时又具有文学本体的一面， 它应该依所 载之道而定， 并由此提出文言与白话可以并存的观点， “文言白 话，各有其用，分野殊途，本可并存”。［ 3］也就是说，不论 文言还是白话， 语言必须与它所载的道达到一致和融合状态， 这 样才能真正载其道。古文白话“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 独立并存之价值”。 ［ 4］这可看出，学衡派并不真正反对白话， 而是从语言性质出发，更为学理地分析文言与白话“各有其 用”、“各有所长”，语言应该是文学工具与文学本体的统一。 胡适等人视语言是一种纯粹工具，因此认为语言具有普适 性。“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 今尚需人 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 ……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 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 之。”[ 1]白话既能用于小说，又能用于散文和韵文。而学衡 派将语言视为工具与本体的统一，就要求语言必须统一于本体。 它不具普适性， 适合此文类的语言不一适合彼文类。 它的适用与 否在于与本体的统一， 统一则适用，否则就不成其为合适的工具。 在学衡派看来，诗歌的语言也必须达到工具与本体的统一。 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类， 梅光迪认为， 诗为“人类最高最美之思 想情感之所发宣， 故其文字亦须最高最美， 择而又择， 选而又选， 加以种种格律音调以限制之， 而后始见奇才焉， 故非白话所能为 力者。”[ 5]170 吴宓表达了同义，“诗者，以切挚高妙之笔 （或笔法），具音律之文（或文字），表示生人之思想感情者也。 ” [6]他们认为，诗歌是最具文学审美特性的文类，那么，与之 相称的语言也应该是“具音律”的。 而音律在白话新诗中处于淡 化和缺失状态， 白话诗句并不具备“音律”， “仅为白话而非白 话诗”。 [7]。李思纯强调白话诗不合中国文字之特质，他说： “文学之本体在于文学。 吾国旧诗之所以有平仄、 音律、五七言， 盖本于汉字之特质而来， ”白话诗强以“单音独体之汉字”创作 “拼音文字式之诗”，非但违反常识，抑且不足称为诗。[ 8] 他们都认为白话不适合“载”诗。 梅光迪判定，“文章体裁不同， 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 5] 168吴宓则更进 一步详细地对文言与白话在每一种文章体裁中的应用加以解说 和评判， 结论是“小说戏剧等有当用白话者。 即用简炼修洁之白 话。外此文体之精粗浅深。宜酌照所适。随时变化。而皆须用文 言。”[ 9]这种划分，诗歌领域无疑是一个不可侵犯的禁区。 吴宓更是断言，“新体白话之自由诗，其实并非诗，决不可作” [9]认为，从白话新诗的创作实际来看，白话之于诗歌，并未 达到工具与本体相统一的美学目的，因而反对白话入诗。 第 6 期李广琼：白话新诗之争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学衡派关于诗歌语言是工具与本体相统一的观点， 与他们信 奉的“一、多”学说有内在联系。在《认诗之创作》一文中，吴 宓开宗明义：“予最服膺柏拉图之哲学， 以为可以包括一切事象， 解决一切问题。柏拉图哲学之精华，尤在其（ 1）两世界及（ 2） 一多相关无碍之二义。”并说，以柏拉图之学说用之于文学，则 知“文学之原理， 真善美之本体， 批评之标准。 以上均为绝对的， 故可完全客观论究而得公平”。 [ 10]270 在柏拉图的“一、 多” 学说中，“多”是现象，是可变的；而“一”则是本体，是应该 保持的。 如白璧德所说， “伟大的诗人或艺术家从‘多中察觉 到的‘一， 以及那种赋予其作品更大的严肃性的东西并不是一 种固定的不变的绝对”。 在他看来， “一”并非一成不变的规则 和典范，而是一种“对普遍性的直接感悟”[ 11]12 也就是说， “一”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和内核。 在文学中， “一”也就是吴宓 所说的“真善美之本体”， 文学批评的标准正是应该建立在这种 “一”之上的。 学衡派正是从“一、 多”的关系中， 来观照和审视诗歌的语 言与本体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语言是“多”，即现象，是可变 的；而诗歌本体是“一”，则是应该坚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