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看译者主体性-最新文档.docxVIP

从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看译者主体性 、前言 上世纪中期以前 , 不论在翻译实践活动还是翻译理论研究中 人们都特别关注“忠实”这一概念。原作者和原文成了至高无上 人们都特别关注“忠实”这一概念。 原作者和原文成了至高无上 的“统治者” ,译者一直沦落为“仆人”。 同时, 人们习惯于从语 言层面寻找翻译原则和技巧 ,以指导翻译实践 , 对译文质量作出 优劣判断。随着解构主义浪潮的到来和“文化转向”的深刻影响 人们开始反思 ,将视线延伸到更广阔的研究领域 , 翻译研究也向 发散式的方向发展。 翻译实践被宽泛到由原文、 作者、源语文化、 译者、译语文化、 译语读者等因素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研 究。自沃尔特 ?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 (1923) 一文被重新发掘 以来 ,这个翻译生态环境中一向被人们冷落和约束的译者受到空 前关注和解放。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 我们逐渐认识到文学翻 译中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 , 进而更加客观全面地理解文 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内涵。 二、文学作品的开放性 勒内?韦勒克 (2005:18) 曾总结说 ,文学作品不是简单的客体 , 而是不同层次的意义和关系的极其复杂的结合体。 文学作品还蕴 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 , 从而导致整部作品在不同读 者面前展开不同的画面。 文学作品因其包含的信息多样性和特定美学功效体现出多 义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其效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正是文 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要义所在” （董明 ,2006:63） 。首先 , 多义性是 语言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如“ head” 一词在英语中既可以指 头” , 也可以指“首脑” , 还可以表示“带领”。 再加之社会意 识形态、政治形势和习俗传统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干扰 , 文本的意 义也因此变得隐晦多元。 文学作品自成功之时起便是一个不确定 的开放性结构 , 存在多种审美可能性。 《阿Q 《阿Q正传》是鲁 迅小说中最为脍炙人心的一篇 , 在中国当 代文学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 其开放性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 它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 , 塑造了一个 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 小说中的文字不再 是单纯的死气沉沉的符号 , 它们都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 , 让人物 更加形象生动。名字“阿 Q不再只是仅有指代功能的符号，而 是能反映人物特点和背景等的混合物，大写的“ Q能让人一下 就联想到主人公留着的长辫子。“阿Q 就联想到主人公留着的长辫子。“阿 Q也已经是“精神胜利 法”的代名词 , 甚至让读者似乎都看到自己若隐若现的变成了阿 Q连鲁迅本人也没有料到，自阿Q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首次现 身以来 , 许多读者都关注着他 , 其中有些人竟认为小说里所写阿 Q 就是指他 （陈漱渝 ,1999:37） 。 创造性叛逆”与译者的主体性 文学作品的开放式结构导致了文学翻译的不确定性。 每一部 原作都带有鲜明的本民族文化的印记 , 译者将另一民族的生活场 景及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译介给译文读者 , 以增进不同文化背景的 人们之间的了解与沟通 , 这才是翻译的根本目的。 ①于是, “创造 性叛逆”这一概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创造性叛逆” (creative treason) 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 埃斯皮卡 (Robert Escarpit) 提出的一个术语 , “翻译总是一种 ,媒创造性的叛逆”。②谢天振将创造性叛逆分为三种 : ,媒 造性叛逆、接受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在翻译研究中 介者的创造性叛逆即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谢天振在《译介学》中 指出,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 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 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 , 而叛逆性则反映“在翻译过程 中译者为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 离”。 译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会受到他自身的文学素养、认知语 境、世界观、目的语的意识形态、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异同等 外部因素的影响。 不论是翻译不同时代还是同一时代的文学作品 译者都不可能穷尽作者的意图和作品本身的所有内涵。 另一方面 , 面对源语和目的语的差异 , 译者偏向任何一方都意味着对另一方 的叛逆。在这个过程中 , 原作进入了原作者原先没有预料到的接 受环境 , 原作者赋予原作的内容和形式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由此我们发现 , “创造性叛逆”离不开“主观”二字。随着 文化转向”的深入 ,到20世纪 90年代,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得到 认可。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及女性主义翻 译理论的核心就是强调和张扬翻译主体性。 巴斯内特、勒菲弗尔、 赫曼斯提出了译者身后的译语历史、社会和文化对原文的“操 纵”和“改写”。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关注的是翻译中弱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