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学的困境-以几类上海青年写作为例.docxVIP

? ? ? ? ? 城市文学的困境 以几类上海青年写作为例 ? ? ? ? ? ? ? ? ? ? ? ? ? ? ? ? ? ? 一 和政府、房地产开发商、旅游手册的看法一致，郭敬明也将陆家嘴视为上海的中心。他在《小时代》系列小说与同名电影中，都以陆家嘴的大特写镜头开场，摩天大楼高耸云端，灯火辉煌。这种对城市中心的理解，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一定会引为同道。1666年9月2日深夜两点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莎士比亚的伦敦，时为牛津大学天文学教授、巴洛克建筑大师的雷恩向查尔斯二世提交了重建计划：新伦敦将以伦敦交易所为中心，在东印度公司周围，则是英格兰银行、皇家证券交易所及会计事务所。雷恩的这个计划尽管通过了，但最终由于经济原因没有落实。不过1797年拿破仑重建巴黎时，借鉴了这个具有前瞻性的方案。1824年，巴黎证券交易所和巴黎圣母院一样，成为巴黎的标志性建筑。 我们熟悉的城市从1666年的伦敦开始了，起源于一场大火。而在遥远的上海，这一切开始得更为迅猛，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郭敬明，仰望着陆家嘴的楼群，无法不经受物质化的眩晕。作为中国城市的代表，上海就像它所容纳的现代生活一样，被“物”所充满，被运动着的“物”——资本的外在表征——所发动，用郭敬明的原话来讲，“上海像一个疯狂旋转的玻璃球”。[1]面对上海这座城市，郭敬明贡献了在大众层面影响巨大的一种非人性的城市文学，在他的世界里，人成为一种特殊的“物”，不唯感觉结构被“物”所标识（在电影《小时代》乃至类似的《杜拉拉升职记》等电影中，治愈情感创伤的方式是购买名牌包或名牌车），更是以“物”的运动方式来调节自身，并且将自身与“物”的同步运动视为“成功”：所谓成功，就是成功地融入“物”的体系。 这种人性的崩毁太迅疾，也太剧烈了，郭敬明的作品合乎逻辑地萦绕着时间的乡愁：对友谊地久天长的青春校园的怀念。仅仅将郭敬明视为一位物质化的作家是不充分的，他陷落在二者的张力之中，尽管他的城市与青春都过于概念化。这种张力最终摧毁了郭精明的文学世界，《小时代》终结于一场焚毁一切的大火，从伦敦到上海，资本世纪，火光烈烈。 二 在人性的废墟中，甫跃辉的主人公们苟延残喘地在上海的出租屋里，不到30岁的年纪，心中却长满了白发。甫跃辉比郭敬明小一岁，来自云南，毕业于郭敬明向往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王安忆，写着与郭敬明迥然不同的纯文学，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在面向上海写作。和《小时代》相比，甫跃辉提供了另一种城市文学，他的小说，无论主人公住在何处，都像是一部阴冷的《地下室手记》，一个老鼠、妓女与“空心人”的世界。甫跃辉的人物无法或无力进入物质的世界，在阴冷潮湿的人性沼泽地带，甫跃辉冷酷地展现着他的主人公们（顾零洲系列）黑洞般寂灭的人生。甫跃辉有一点和郭敬明是相似的，他们都无力对抗巨兽般的城市，甫跃辉将城市视为“巨象”，而郭敬明将城市视为“一只遮天蔽日的黑色章鱼”。甫跃辉不无天真地想回到故乡，借助“鱼王”的故事对抗人性的变异，而郭敬明的人物被这只黑色章鱼窒息而死。殊不知，这样的家乡不是城市之外的另一处空间，不过是城市之前的另一种神话。当我们的作家——不只甫跃辉，父辈级的莫言、贾平凹都做过类似的梦——幻想以乡村对抗城市的时候，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的批评值得记取，具体如下。 对于乡村，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认为那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宁静、纯洁、纯真的美德。对于城市，人们认为那是代表成就的中心：智力、交流、知识。强烈的负面联想也产生了：说起城市，则认为那是吵闹、俗气而又充满野心家的地方；说起乡村，就认为那是落后、愚昧且处处受到限制的地方。[2] 城市文学的出路不是退回乡村，而是就在城市之中。中国的乡土叙事传统还太强大，尽管乡村在经济上已经成为城市的附庸（最典型的表现是农民工与农产品的定价机制），但乡土文化还在苦苦支撑。而在欧洲城市文学兴起时，哥特式小说同时兴起，如理查德·利罕深刻分析的：“一旦城市与乡村从共生关系变为寄生关系，庄园世界就发生转变，呈现出变异的性质。其最激烈的转变催生了哥特式小说，它表征了在公共权力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这一历史时刻，文化上的深刻变迁。”[3]理查德·利罕由此细读狄更斯的《荒凉山庄》，“父辈的庄园世界被完全改变了，在遭受一系列死亡事件之后，变为野鬼幽魂的出没之地”。[4]哥特式小说的出现，宣告了城市的兴起与乡村的衰落，而我们的乡土文学还无力正视激变的现实（《梁庄》这样的非虚构作品倒是触及了这一点），还停留在雷蒙·威廉斯所批评的观念化的想象中。这方面最保守的例子是贾平凹的《古炉》，它还在幻想以“善人”之类的仁义来克制狂飙突进的现代性。在最粗略的意义上，乡土文学一直在处理人与历史的关系。在乡土作家看来，乡土是以城市所代表的现代史的客体，是历史的受害者，乡土作家反身建构一个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