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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与传承学术研究的视角 摘要：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和传承不能不以相应的研究为支撑和保障, 为指导和引领。修辞研究立足语言还原文化经典的微言大义, 立足审美发掘优秀作品的独具匠心, 既是文本解读、文化传扬的必经之路, 也是学术创新、学科建设的应有之义。唐诗修辞研究依然大有可为。段曹林新著《唐诗修辞论》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要贡献和突破, 值得重视和借鉴。 近读段曹林教授新作《唐诗修辞论》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深为欣喜, 也颇有感触。欣喜的是, 《唐诗修辞论》作为段曹林教授继《唐诗句法修辞研究》 ( 海风出版社, 2005) 之后的又一唐诗修辞研究力作, 在前著研究的基础上, 拓展深化, 从语音修辞、语义修辞等五大方面, 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视角, 对唐诗修辞系统的构成和演变加以探讨, 更为完整系统地反映了唐诗修辞的面貌和特质, 在研究方法运用上也有大的创获。可以说, 此书堪称唐诗修辞研究领域非常难得的高水平专著。感触的是, 这类对于传统文化经典的高水平研究还太少了, 从修辞角度切入的则更少。而关注像唐诗这样的传统文化遗产, 对其进行深层次的修辞研究, 价值是多方面的, 意义是深远的。对此笔者有几点看法, 很想借此提出来, 并希望引起相关学科和机构的关注和重视。改革开放以来, 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为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强国”战略和“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目标。2014 年3 月26 日, 教育部颁布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明确要求: 以推进大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体化为重点,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 全面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队伍水平, 着力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多元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部分是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任何教育都不能不以相应的研究为支撑和保障, 为指导和引领。修辞研究立足语言还原经典的微言大义, 立足审美发掘作品的苦心孤诣, 既是文本解读、文化传扬的必经之路, 也是学术创新、学科建设的应有之义。一、传统文化经典的修辞研究是文化传承和推广的基础性工作以重新关注和体认传统文化艺术为标志的“国学热”方兴未艾, 从多学科角度探讨传统文化经典的修辞艺术, 揭示其艺术价值、美学规律、认知意义、文化蕴含等,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推广的必备环节, 并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开辟新的路径、注入新的活力。总结传统文化经典修辞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能够为繁荣今天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在今天, 读书人一般都能对一首好的唐诗作一番欣赏, 但是要写出一首像唐诗一样为同时代人所认可的真正好的古体诗、近体诗或其他诗歌韵文作品, 恐怕就有点难了。解决这个难题的最好办法之一, 就是谦虚地向古人特别是向唐代诗人学习, 弄清他们的技巧及这种技巧与风格、美学旨趣的联系。个人认为, 修辞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为传统文化经典的教育提供支持: 一是清除语言文字障碍。这项工作离不开训诂、文字、音韵、语法等语言学多个分科的共同参与, 但修辞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但解析文本存在的修辞困惑, 突破训诂、音韵、语法等其他方面的疑难也往往需借力于修辞。以杜甫 《春望》名联 “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 为例, 关于这两句存在明显不同的两种解释, 一种认为 “溅泪”、心惊的主体是诗人, 中间省略了 “看”和 “闻”, 即因感时而看花溅泪, 因恨别而闻鸟惊心二是阐释审美文化价值。修辞是审美的符号和文化的表征, 是民族历史的活化石, 与审美、文化、历史等是表里统一的关系。一部修辞史, 也就是一部由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审美文化史、民族心灵史。中国修辞史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创造性运用语言的历史, 蕴含着深厚的语言文化宝藏和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对于中国修辞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宗廷虎、陈光磊在 《中国修辞史》中精当地概括为:“提高全民族语言修养和文化素质的需要”、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修辞学学科建设和新开拓的需要”、 “汉语史研究的需要”二、传统文化经典修辞研究是修辞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传统文化经典修辞研究是修辞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更是中国修辞学传承、重建和发展的基石和源泉。众所周知, 汉语传统修辞学源远流长, 成就为世界所瞩目, 现代修辞学则自创立至今不过上百年时间, 还处于成长期, 学科的建构和发展依然是摆在修辞学同仁面前的一道难题。难题的破解, 首先需要探寻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汉语现代修辞学虽然在观念、方法、理论体系上均有别于传统修辞学, 但研究对象、研究目标是一致的, 都是以汉语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揭示修辞的特点、本质和规律, 指导修辞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