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科技人才流动模式研究——基于国家科技奖励获得者的实证分析.docxVIP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科技人才流动模式研究——基于国家科技奖励获得者的实证分析 进入21世纪，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建设成为世界各国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之一科技人才流动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近几年，学者详细研究了高层次科技人才（如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等）的地理流动特征，揭示了省、市层面的人才流入和流出规律，以及东部、中西部等地区之间的人才流动规律为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本文以2000-2019年间国家科技奖励获得者为研究对象，搜集他们在出生、教育、取得成就等重要时间点上的地理流动信息，从中探索出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大城市群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流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各城市群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核心策略。1 数据来源与样本概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建立了科技奖励制度，以奖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个人和组织。1999年，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最终形成了最高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五大奖项。2003年起，国家科技奖励开始向港澳地区开放。考虑到各类奖项的不同定位及颁布数量差异，本文仅将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类奖项（俗称“三大奖”）作为研究对象。三大奖是我国科学技术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奖项，三大奖获得者毋庸置疑也是我国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典型代表。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得三大奖对我国科技人才取得最高学术称号——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我国在2000-2019年间共计颁布三大奖4785项，剔除组织奖90项，对多次获奖者进行了去重处理，最终得到3775名三大奖第一获奖人名单。从网络公开渠道搜集了获奖人的履历信息，筛选出出生地、教育地（本科就读高校所在地）和成就地（获奖人取得三大奖成果时的依托单位所在地）三个观测地点中至少有一个在京津冀、长三角或者粤港澳地区的样本，最终计入分析的样本有 2661人。如表1所示，近二十年，长三角出生和培养了大量高层次科技人才，三大奖获得者中分别有38%和32%在长三角出生和接受本科教育；京津冀是高层次科技人才的首要集聚地，接近一半的三大奖获得者在京津冀取得科研成就。三大奖获奖人依托机构的区域分布体现了各区域拥有高水平创新机构的规模。长三角地区的高水平高校最多，京津冀地区的高水平科研院所和企业为三个区域中最多。近二十年，长三角地区共有54所高等院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了三大奖，京津冀地区获得三大奖的科研院所和企业分别有191家和164家，均远高于其余地区。2 区域科技人才流动模式及比较分析本文采用了桑基图来直观呈现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地区的科技人才流动状况。桑基图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流程图，可以同时描述一组数据到另一组数据的流向和流量，尤为擅长对科研人员地理流动的可视化呈现2.1 京津冀：科技人才流动的“单核吸引”模式与长三角、粤港澳相比，京津冀的人才“虹吸效应”突出，科技人才流动以外部流入为显著特征。近二十年，京津冀培养的619名三大奖获得者中，76%在京津冀以外地区出生；在京津冀完成重大科技成果的1269名三大奖获得者中，85%在京津冀以外地区出生，66%在京津冀以外地区接受本科教育。总体上，京津冀三大奖获得者中有九成多在京津冀以外地区出生或培养，约有六成同时在区域外出生和培养。表2所示的区域外部流动路径上，京津冀科技人才的各项外部流入比例均明显高于长三角，在多个流动路径上也显著高于粤港澳。从京津冀三地的人才流动数据来看，京津冀对人才的强大吸引力得益于北京的“单核吸引”。北京是京津冀地区科技人才的首要聚集地，京津冀拥有的三大奖获得者中近90%在北京工作。北京的“单核吸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其一是教育吸引，即通过优质高校集群来吸引人才。北京共计培养了462名三大奖获得者，占京津冀培养获奖者总量的3/4。科技人才的产出规模远高于上海、南京和武汉等科教城市，其中，最终留在北京工作并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人才比例约为66%，同样高于其他城市。北京对科技人才的教育吸引集中体现在成功吸引了一批外区域人才来京求学并留京工作。数据显示，北京的三大奖获奖者中约有23%在京津冀以外地区出生但在北京接受本科教育，这一比例远高于长三角和粤港澳。其二是创新吸引，即通过北京的创新机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集群来吸引人才。北京共有350家创新机构在近二十年获得了三大奖，获奖的创新机构规模是上海的4.5倍。依托这些创新机构，北京吸引了大量外来人才来京深造和开展科研工作。北京的三大奖获奖者中同时为京津冀以外地区出生和培养的比例高达63%，也远高于长三角。京津冀的人才“虹吸效应”不仅吸引了大量区域外人才，也留住了较高比例的本区域人才。京津冀出生和培养的科技人才外流比例明显低于长三角。如图4和图5所示，除了天津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