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社会记忆与民族志——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的跨文化书写.docxVIP

言语、社会记忆与民族志——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的跨文化书写 摘要：“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的跨文化书写是共同体美学建构的过程，也是自我文化回望的结果。究其本质而言，“一带一路”纪录片离不开国家文化导向与话语指引，它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大国再度崛起的文化认同。本文通过言语、社会记忆以及民族志三个方面，从表演与再情景化中派生出历史中的乌托邦情怀与个体的集体主义，进而激发社会记忆的美学源头，展示出民族志下的文化深描与当代狂欢;探寻历史、文化、文本层面的跨文化传播途径，并最终进入共同体美学的叙事之中。 “一带一路”纪录片是我国对外文化输出的纽带，迫切的文化认同与传播是经济腾飞后的集体焦虑，也是反思自我的文化契机。因而，“一带一路”纪录片在文本层面天然地包含着三个前置条件，即限定的空间、特定的时间以及规定的文化传播路径。三个条件让“一带一路”纪录片不约而同地在记忆、言语层面高度相似甚至是同一。作为文化输出的载体，“一带一路”纪录片带有主动扩散的“攻击性”:一方面在记忆与现实的交织中，拥有强烈的自我表达意愿，这种意愿背后暗含着浸染甚至是侵袭的意味，象征了一个再度崛起的经济体的文化镜像;另一方面它在母体中就蕴含着大国意识、政治色彩，在其影像生成后，鲜明的文化、经济、政治的“表演”成就了民族志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法则。为了论述的准确性与可操作性，本文将以2013年为研究起点，以“一带一路”纪录片为研究对象，探究其跨文化传播的动能。其中研究的文本包括:《对话龟兹》(2013)、《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2013)、《瓷路》(2014)、《从父辈的土地到祖国:丝绸之路》(2014)、《河西走廊》(2015)、《对望:丝路新旅程》(2015)、《海上丝绸之路》(2016)、《一带一路》(2016)、《锦绣记》(2016)、《金城兰州》(2016)、《奇域:探秘新丝路》(2016)、《穿越海上丝绸之路》(2016)、《丝路南洋》(2016)、《丝路:沙与海的交响》(2016)、《我从新疆来》(2016)、《丝绸之路经济带》(2017)、《丝路，从历史中走来》(2017)、《丝路:昨天，今天，明天》(2017)、《你好，一带一路》(2017)、《我到新疆去》(2018)、《一个美国制片人眼中的海上丝绸之路》(2018)、《我的青春在丝路》(2018)、《“一带一路”上的智者》(2019)、《共筑未来》(2019)等。承袭文化研究的基础，力求在言语、社会记忆与民族志三个维度探索“一带一路”题材的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的内核。一、言语:表演与再情景化在某种程度上，“一带一路”纪录片是社会共同记忆的彰显;然而，这种显在的文化符号却无法逃避地内陷于言语之间。在这里，“言语”不仅是跨文化叙事/文本的表达方式，更指涉了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可能。它包含了两个层级，即表演与再情景化;在次序上，“一带一路”纪录片首先是一种“表演”，而后才有了“再情景化”的可能。作为表演的言语，它本意“指的是一种用以实践的东西(a thing for practice)，是一种用以将外在形式加以抽象的语言实践———就像语法”。(一)历史缝隙中的乌托邦作为“再情景化”的方向之一，“一带一路”的历史诉求始终观照着原初的文化起点，这一历史的回望带有一种向外的张力，绵延、反思而又自我认同。“一带一路”纪录片通过梳理丝绸之路的历史，一方面串联起空间的纵横，另一方面勾连着时间的缝隙;在时空交错中建构起隐匿的乌托邦设想;这一设想在影像传输层面，则是通过直接的时空回望或真人扮演的形式予以展示。其中，“时空回望”是最为常见的再情景化表演模式，镜头表现为从历史时空到当下时空的交替组接。例如《你好，一带一路》(2017)第一集《从长安出发》便是从2100多年前的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再现的历史时刻，配合深沉浑厚的解说词，有机地搭建起了“一带一路”的时空观。在历史影像的空间移植中，《丝路，从历史中走来》(2017)选择了以高原、草场、冰川、河流为起始点，经由大陆转向海洋，转置空间的同时揭开了历史语境下经济、文化、政治的乌托邦设想。《丝路:沙与海的交响》(2016)则是运用数字技术，将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地图与当下“一带一路”的版图进行对比，串联起丝路“前世今生”的同时，打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愿景;同样运用数字地图开启历史想象的还有《一带一路》(2016)第二集《互通之路》等。在建造历史缝隙中的乌托邦印象时，为数不多的“真人扮演”模式则是更为直观地将二维历史文本搬演为三维演剧实录，由真人演义完成再情景化书写。在表演过程中，扮演的场景不强调故事的情节、不着力塑造人物形象，也不刻意追求画面之间的连贯性，而是侧重于表述历史的“真实”，力求以中立、客观的态度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