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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驱动的政府监督机制建构 摘要：在信息时代，大数据成为政治科学的基础性资源，不仅上升为权力本体，而且成为推动社会监督从经验驱动型转向数据驱动型的核心要素，催生大数据驱动式社会监督机制，聚焦数据权力体系，实现社会监督的情景化、可视化与智能化等。大数据驱动的核心要素涵盖驱动源、驱动强度和驱动阈值三部分，重塑社会监督的逻辑起点，衍生出监督思维的数理逻辑、价值的建构逻辑和决策的人机互动逻辑，重构社会监督的数据链、问题链、情景链和价值链。为此，通过治理结构和权力流程的再造，重塑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基于数据模块的功能分类，重塑公域与私域边界；以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效应，优化社会监督的价值诉求，从而提升社会监督的精准性和叙事性。 在信息时代，大数据如同美丽的量子一样在纠缠和跃迁，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知识发现途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人类不断在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中建构自身的生存方式，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逐步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重塑为“国家-数据-社会”的网络结构，催生大数据政治学；而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实施，以及新基建方案的落地，权力运行和国家治理行动走向数据化，催生大数据驱动式社会监督，呈现出独特的驱动逻辑和策略。一、问题的提出从信息空间来看，社会监督是国家与社会在一定制度框架下展开信息采集、存储、挖掘和分析，旨在实现权力正当性而达成的一致行动，呈现数据驱动的基本逻辑和形态。在信息时代，大数据权力及其社会监督已成为大数据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外学术界对此高度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通过梳理文献发现，2010年以来，国内学界据此检视不同社会形态的权力治理谱系，关注社会监督从经验驱动式向数据驱动式转变的走势，对大数据驱动式社会监督的研究，形成了两大进路：一是关于其本体论研究，关注其基本内涵、运行机制。有些学者从大数据思维层面提出，大数据使权力关系、社会监督遵循数理逻辑，生成数据流动机制，防控数据权力风险梳理文献发现，学界对大数据驱动式社会监督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研究有余，而对其认识论研究不足。有鉴于此，本文基于信息空间理论分析大数据驱动式社会监督，提出如下问题：数据要素是如何重构社会监督驱动逻辑的？其动力机制又是如何衍生的？相关策略应如何调适？由此阐释社会监督的数据驱动模型与基本策略，以提高社会监督效能。二、信息时代社会监督的大数据驱动品相大数据驱动是指基于数据采集、存储、处理、挖掘，实现数据的综合集成功能。而大数据是对现代权力的数据化和信息化转置，重构现代权力的价值，成为大数据时代社会监督的核心要素。这一监督范式是指运用大数据思维，遵循数据驱动逻辑，设计社会监督价值链，推进权力数据化和权利数据化，并以问题个性化呈现权力运行场景，增强社会监督的情景化和可视化，以实现权力公共性和社会性的运行机制（一）社会监督的大数据驱动要素及效能在大数据时代，作为核心驱动要素的数据，不再是对社会监督客体的静态量化和描述，而是一种由驱动源、驱动强度和驱动阈值构成的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社会监督效能。第一，数据源成为实现社会监督数理逻辑的基础性要素。社会监督的数据源指涉数据的来源和属性。其来源多样化，便于相关性分析，为权力行使者画像及把握其思想动态等，还可以整体性还原权力关系的场域。不同类型的数据从不同视角揭示权力风险及其整体性，而不同来源的监督数据可以还原事件情景，以及公众对问题的感知状况。其属性多元化，可以扩大数据的应用领域。具体而言，从属性角度可以将数据细分为加总型数据、关联型数据和行为型数据。加总型数据强调来自个体行为的数据综合，如微博平台的信息转发评论数和粉丝数等；关联型数据关注不同参与主体的互动方式，主要包括单向与双向互动等；行为型数据试图刻画个体行为的差异。社会及公众基于上述三种数据，提出相应的监督决策反馈机制、决策调适机制等。第二，驱动强度刻画社会监督行动者的数据决策能力。驱动强度取决于数据的开放程度和公众的数据算法。在社会监督中，各类主体的数据挖掘能力、各种可视化工具的开发、数据分析工具的普及等都会成为影响数据分析能力的因子；同时，驱动强度也受数据传输频率与方式的影响。其中数据的智能化传输就是社会监督数据化和数据问题化的基本保障。利用智慧化平台，可以将政府职能部门的网络平台、重要媒体的网络平台等整合到社会监督系统中，形成大数据驱动式“订阅模块”，破除“数据壁垒”；以公共数据价值型的政府组织、半公共数据价值型的市场组织、个体数据体验型的生产者为主体，通过智能化的数据收集和处理，识别网络行为，从而推动数据决策。第三，驱动阈值是大数据驱动式社会监督的临界点。社会监督结构的变迁不是一个连续的图谱，而是随着社会监督结构中的新数据源、新组织方式、新分析工具的出现而渐趋改变。当数据源的数据数量和种类累积到一定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