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秦巴山区合作社减贫绩效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员增收的视角.docx

? ? ? ? ? 四川秦巴山区合作社减贫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社员增收的视角 ? ? ? ? ? ? ? ? ? ? ? ? ? ? ? ? ? ? 一 引言 农民专业合作社（简称“合作社”）一直被人们视为一个由贫困群体通过自助和互助而实现益贫和脱贫的理想载体，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理想载体和农村反贫困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等政策文件更是从法律层面赋予合作社扶贫的历史使命。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2月底，全国依法注册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204.4万家，每个村平均有三家，实有入社农户超过1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8.1%。那么，探究实践中合作社减贫效果究竟怎样、哪些因素影响了其绩效提升、如何充分发挥这支规模庞大的生力军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合作社减贫路径日益呈现多元化。刘俊文（2017）指出，合作社“益贫性”特征主要体现在贫困农户可获得“合作互助”与“政策扶持”的双重红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创新农业经营模式增加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通过提供社会化服务促进经营性收入的提高，进而实现贫困户脱贫。邵科等进一步明确，合作社通过优先销售等产品参与方式增加经营性收入，通过雇工作业等劳动参与方式增加工资性收入，通过入股农地等资产参与方式增加财产性收入，通过项目入股等项目参与方式增加转移性收入。此外，合作社还具有推进技术进步，提高科技扶贫贡献度，扩大赋权机会，增强农户扶贫拥有感，激发内发原动力，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内外协同，实现持续增收等作用。由此可见，合作社减贫绩效最终主要体现在社员收入提升层面。然而，合作社社员收入提升面临诸多挑战，蔡荣（2011）等发现，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种植规模、市场信息的可获得性、距市场距离和政府扶持等因素显著影响“合作社+农户”模式下的社员收入。基本情况、经营活动、治理活动和外部环境对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经营活动的影响较大，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和合作社基本特征之后，社员制度、股权结构、决策方式、盈余分配四个方面的治理机制对社员增收效果具有显著影响。何国平（2016）等实证考察了合作社的产品差异化服务与成员增收的内在逻辑。 综上所述，学者就合作社减贫路径、社员收入提升影响因素等方面展开积极探讨，深化了对合作社减贫相关的理论与实践认知，同时也为本文奠定了研究基础。稍嫌不足的是，现有文献更多地将合作社增收与合作社减贫孤立起来，侧重于对其中之一进行研究，本文将二者结合并梳理出其内在逻辑，即提高社员收入是合作社多维减贫中最应该关注的事项；如何有效测度合作社的减贫绩效是本研究的一个难点，部分学者采用特定方法专门剥离出合作社对社员收入提升的影响，但与直接询问社员自身对合作社减贫效应的获得感相比，难免有失客观性、真实性，且利用五分类变量代替收入变量有效规避了社员对后者的普遍敏感反应而导致的数据质量较低问题；已有学者将视角转至高原牧区、贫困地区等特殊区域，但依旧缺乏专门瞄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研究，且目前也主要聚焦在合作社参与扶贫的理论性探讨层面，对合作社减贫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类研究有待进一步丰富。因此，立足于四川秦巴山区，基于社员增收的视角，本文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合作社减贫绩效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二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一）理论分析 尽管贫困日益呈现出由收入单维度向教育、医疗、住房等多维度转变的特征，新时代反贫困手段也由收入减贫向多维度减贫过渡，但不可否认，收入减贫始终居于最核心、最关键的地位，因而在各地脱贫攻坚三方评估实践中，收入往往被视为第一个需要满足的基础性指标，如“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中的“一超”就专指收入必须超过多少。同理，虽然合作社具有收入减贫、社会减贫、能力减贫、权利减贫等诸多天然优势，但如何提高社员收入才是合作社减贫最应该关注的事项。对贫困地区而言，增收既是合作社社员最大的利益诉求，同时也顺应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时代呼唤。本文正是基于社员增收的视角考察四川秦巴山区合作社的减贫绩效，进而探寻其影响因素。 鉴于直接询问收入涉及家庭隐私，社员更倾向于瞒报，调查数据水分较大，研究结论可能有悖现实，而采用五点式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来衡量则可以有效弥补这一缺陷，得到的数据更加真实可靠（见表1）。其中，加入合作社后农业收入与之前相比纵向测度社员增收绩效，家庭收入与全村平均收入水平相比横向考察社员增收绩效，二者皆用5分类变量来刻画（差很多=1；差一些=2；差不多=3；高一些=4；高很多=5）。借鉴黄胜忠等的研究方法，将二者加总便得到社员增收绩效，即减贫绩效，将其做进一步细分：两个指标的评价加总小于6的设为第一层级，两个指标的评价加总等于6的设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