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强汲取-高发展特征.docx

? ? ? ? ? 中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强汲取 高发展”特征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转型在时间与成就上的极其悬殊的对比，吸引着中外学者的目光，他们试图分析中国是以怎样的体制、怎样的方式在推进着现代化转型。从政治经济关系的视角来看，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主要特征集中体现在政治与经济的强强联合上：它以一种发展型国家的方式强调经济发展的首要地位，依靠强大的国家能力来集中资源，引导发展，呈现出“强汲取—高发展”的特征。本书将试图证明，仅从国民收入与分配的角度看，中国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型国家”。 在民主集中制下，政治权力的集中效益得到充分发挥，政府借助于较强的国家能力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增长成果又被国家大量汲取，并经由国家能力的发挥，最大限度地投入经济建设中，供给于经济的持续高发展。“强汲取—高发展”描述的是一种互为因果、不断循环的国家主导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强大的国家能力保障了经济的高发展；另一方面，巨大的发展成果则为国家的汲取能力提供丰厚对象，以高发展养强汲取，又以强汲取促高发展。 第一节 财政收入与“强汲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重新成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随后回归国家学派兴起。1985年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西达·斯考克波（Theda Skocpol）合编的《找回国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出版，回归国家学派正式形成，开辟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 与社会中心主义的视角不同，回归国家学派将国家作为具有自身理性与利益的结构，它是“一种超越于具体某个政府（government）之上的持续性的行政、立法、官僚和强制系统，同时认为它具有作为一种制度组织（托克维尔国家观）或者作为一个独立行为主体（韦伯式国家观）两种潜在身份。前者可以无意识地影响到社会中各种力量所追求的利益及追求方式；后者则更能有意识地影响甚至建构本国公民社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社会自身内部的重要关系纽带”[1]。 在这样的国家概念下，“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成为该学派最具代表性的概念。国家通过影响和规范社会关系，抽取和分配特定资源等手段，来推行体现其意志的计划、政策。但并不是某一官僚体系显示出“国家自主性”的结构性特征，就一定代表着国家的独立意志能够得到实践。国家能否实现自己的目的，还要依赖于国家的实际能力；国家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更高程度地实现国家意志。 从财政收入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发现中国政府具备超越其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的汲取能力，国家汲取潜力毋庸置疑。这种能有效地将发展成果汲取到国家手中以便最大限度地投入再生产的特征可称为“强汲取”。它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占据了主导，能够以强大的国家能力保障经济以生产（而非消费）为动力高速发展。 一 中国财政收入 自1978年党中央做出改革开放决策后，中国现代化转型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将1978～2010年这32年粗略地划为三个发展阶段：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5倍；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又是1990年的5倍；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则是2000年的4倍。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都稳步发展，尤其第二产业的发展十分突出，在30余年时间里从1745.2亿元飞速增至187383.2亿元，增长了100多倍。而在这丰厚的增长成果中，国家凭借强大的汲取能力，将庞大的成果转化为国家财政收入，进一步强化国家能力，形成一个彼此促进的正循环。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仅为1132.3亿元，1990年增长了将近2倍，达到2937.1亿元。后20年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财政收入也越来越多，到2000年增长为13395.2亿元，2010年则激增至83101.5亿元（见表3-1）。 表3-1 国内生产总值与财政核算总量指标 表3-2列出了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收入的具体数值，以及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尽管财政收入一直保持增势，但占GDP的比重却经历了一个较大起伏，从1978年的31.06%一路走低，至1995年达到最低值10.27%。随着财政体制改革，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明显上升，2009年再次突破20%。 表3-2 财政收入及其占GDP比重 表3-2 财政收入及其占GDP比重-续表 值得注意的是，此财政收入实际上仅指预算内的财政收入，包括一般预算的各项税收、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其他收入。若放大口径，将预算外资金收入综合在内，我们将得到更为实际的数据来描述国家的汲取能力。 预算外资金，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为履行或代行政府职能，依法收取、提取和使用的未纳入预算管理的各种财政性资金。预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