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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权条款对我国民法典规范性保护的影响 摘要：我国民法典规定的一般人格权条款与具体人格权条款的规范适用关系，应当以二者的保护领域与事实构成不同而区分为三种类型。在具体人格权条款就特定人格权的保护存在明确规定，且其基本构造与一般人格权条款的价值基础相吻合时，应排除一般人格权条款的适用，以维护法律规则适用的确定性并防止司法实践向一般性条款逃逸。在具体人格权条款就特定人格利益的保护完全没有规定时，因为并不存在请求权基础聚合或竞合的问题，应唯一性地通过一般人格权条款涵摄相应人格利益。当具体人格权条款与一般人格权条款在保护领域与事实构成上交叉重合时，若具体人格权条款的具体构造与一般人格权彰显的基本价值如人格尊严、人格自由存在冲突时，此时应将一般人格权条款与具体人格权条款结合起来，通过一般人格权条款所明确宣示出来的人格尊严、人格自由发展完善具体人格权条款，使人格权保护体系的内在价值与外在规则构造相互融贯，助益于立法者保护自然人人格尊严这一立法目的的落实。 一、问题的提出基于对自然人人格尊严给予充分保护之现实需求的及时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以及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以下简称《英雄烈士保护法》）等制定法中对特定范围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规则的基础上，确实，对自然人而言，在其死亡之后，其“自我发展的过程将不再受到影响，但若自然人在有生之年可以预见其死亡之后即刻会成为他人任意揭穿或贬低之对象，那么这种预期在其活着的时候显然会对其人格自由发展产生影响……保护自然人死后的精神性人格利益是法秩序所确保的自然人在其生存期间人格自由发展的必要结果”。二、我国司法实践及学理上的主要分歧对于一般人格权条款与具体人格权条款的规范关系，由于司法实践与学说理论关注的焦点并不完全相同，导致二者在认识和判断上存在明显区别。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其创制一般人格权的核心目的在于解决制定法中规定的具体人格权条款在保护人格利益时的不足问题，因此其关注的是一般人格权对具体人格权的创设、解释和补充功能，（一）一般人格权的本质之争我国法律实践与学说理论上关注的一般人格权概念始于德国民法的司法实践。在德国法上，由于以《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人的尊严”和第2条第1款“人格自由发展”为基础而纳入《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其他权利”领域的人格利益类型非常丰富，导致其指向的客体未如其他传统权利类型一般具有明确性，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曾使用十几种表达方式，如人格形象、人格权性的利益、人格的专属领域等，来说明一般人格权保护的客体，但整体效果并不理想。受德国民法学说理论的影响，我国学理上对一般人格权的本质的认识亦存在巨大分歧，主要表现为二种观点，第一种视一般人格权为权益的一种，在该观点内部又有权利论1. 权利论我国支持一般人格权为权利的学者并未如德国学者那样通过重新界定权利概念本身的内涵、外延而另辟蹊径以为一般人格权纳入权利范畴体系提供正当性论证，他们试图通过确立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之间存在种属关系的方式来回避德国民法理论争议当中的核心问题。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一般人格权指关于人之存在价值及尊严之权利，其标的包括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自由、姓名、贞操、肖像、隐私等全部人格利益”，2. 法益论法益论者试图通过正本清源以校正权利论者在引入和说明德国一般人格权时的偏差。他们通过引用当时德国学者反对权利论者所持之观点为论据，用以否定权利论者所持之观点。该观点认为，权利是法律为主体所划定的确定的利益空间，通过权利的设定，法律能够在主体之间划定大致明晰的利益界限；因一般人格权的内涵不能如典型权利一般具有确定性，主体无法据此预见其行为在人格权法层面的法律效果。也就是说，一般人格权无法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行为，民事主体亦不能据此规划相互之间的关系。3. 框架性条款论框架性条款论者认为，一般人格权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框架性权利或者框架性条款，由于一般人格权在法律属性上属于民法所生的宪法性权利，并且是一项无法私法化的宪法权利，若将之直接纳入民法典中，会导致人格权体系的龃龉。因此，我国民法典应以“一般条款”替代“一般人格权”而使人格权体系变成以具体人格权为主体，辅之以一般条款的立法模式。4. 简要评析与框架性条款论者不同，对于将一般人格权视为具体人格权之上位概念的权利论者而言，在我国法律实践中承认一般人格权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其看来，一般人格权也具有一般性条款的基本性质，因此，在制定法上明确规定一般人格权也会产生规定人格权保护兜底条款的效果，由此提高抽象法律规则对现实生活的涵摄能力，使人格权制度成为向丰富社会生活开放的体系，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