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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语堂的文学作品分析，浅析林语堂的女性观 　　对女性的看法，亦是其文化观中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拥有极高的学术意义与研究价值。 　　与传统中国重男轻女的视角截然相反，林语堂对女性的价值，表现出了极高的认同。 　　他将这种对女性的赞美之情，与作品当中进行了充分体现。 　　然而，林语堂在骨子里，却仍旧是男权文化的推崇者。 　　他对女性价值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仍充斥着男权审美的味道，而非真正从女性角度去思索。 　　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 　　01对女性的高度评价 　　与传统中国重男轻女的视角截然相反，林语堂对女性价值表现出至高的认同。 　　他的现代女性观之产生，主要有两大原因。 　　其一，林语堂在成长过程中，深受母亲、二姐及伴侣的积极影响。林语堂在同她们相处期间，收获了许多的温暖和快乐。 　　其二，长期于西方生活的现实经历，使他有更多机会接触西方女权思想，进而强化了男女平等的主张。 　　故林语堂希望借西方女权主义之精华，来改造被“伪儒学”毒害而固化的“男尊女卑”观念。 　　而他对女性的高度评价，主要可表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以女性为主角。 　　这是林语堂作品中最为鲜明的特点，他所撰写的小说除却《唐人街》外，其余作品的故事都以女性为中心展开发生。 　　“《赖柏英》、《红牡丹》甚至直接以女性主人公命名。”这极大地颠覆了传统视角“男主女从”的观念。 　　不仅如此，他更是勇敢地打破了中国历史的不成文魔咒，毅然为女皇武则天立了传，而这实质上也是为所有女性立传。 　　林语堂希望借武则天的精神，鼓励更多的女性在对社会的奉献中，获取价值与尊重。 　　其二，对女性独立性格的塑造。 　　无论是梁牡丹与韩沁所表现出的热烈，抑或是姚木兰和崔梅玲所反映出的睿智，其实都表达出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 　　同理，《奇岛》中尤瑞黛在逆境中的顽强，以及《朱门》中崔遏云对自我底线的坚守，亦是自由意志之充分表达。 　　而林语堂对独立女性的偏爱，亦通过博雅奇异的择偶观表现出来。 　　“她名叫‘凯男’，包含有‘向男性挑战’的意味，也吸引了博雅。他需一位能和他肩并肩工作的妻子，这是他年轻时代理想主义的一部分，凯男在适当的时期到来，正合乎他的理想。”这种自强独立的精神是博雅所认同的，更是林语堂所称颂的。 　　其三，对女性深明大义的赞扬。 　　普遍认为，理性思维发达的男性，较情感丰富的女性而言，更能准确地体悟“义”之内涵。 　　但林语堂却并不以为然：“她们能看一切的矛盾、浅薄、浮华，我很信赖她们的直觉和生存的本能——她们的重情感轻理智的表面之下，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这个，她们懂得人生，而男人却只知理论。” 　　由上文可知，林语堂认为女人出于对人生真谛之充分了解，天生就具备了深明大义的优秀品质。 　　而他也进一步将这种深明大义的精神，于作品中对女性人物的相关描述加以体现。 　　如《京华烟云》中，在木兰因女儿阿满遭枪杀后，她却强忍悲痛拒绝他人参加女儿葬礼，因为她不希望更多孩子成为类似的牺牲品。 　　“他们要把我死去的女儿当作英雄吗？不用！阿满是我的。不要外人来参加……妹妹，你从我这次经验也应当得个教训。你的孩子长大之后，永远不许他们去参加什么公众活动。看着他们，别放开。”同时木兰为支援抗战，毅然从国家大局出发，放弃优裕的生活，而变身为普通群众隐匿于人群中。 　　而姚木兰的侄媳丹妮，则将此精神的衣钵传承下来，在祖国命运和真挚爱情面前，她毅然选择了遵从与坚守。 　　不仅如此，崔遏云与赖柏英亦是这一精神的有力体现者。 　　崔遏云为了团队的安全跳河牺牲，因为她若是招供，则会令同路几人一起遭殃。 　　她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全了整个队伍的安全。 　　而赖柏英朴实的本性，令她不致于在浮华虚幻的现代社会中迷失自我，而是选择传统正确的价值观作为最高信仰。 　　她不稀罕新加坡的灯红酒绿，而是留在了封闭落后的家乡，独自将她与谭新洛的孩子罔仔养大。 　　更为可贵的是，赖柏英并未因谭新洛不陪伴罔仔的成长，而对他有所怨念，这正如赖柏英自己所言：“你是我孩子的父亲，就凭这一点，我会永远爱你。” 　　其四，对女性外貌的赞美。 　　林语堂对女性的褒奖，不仅在于内在气质，亦从其对外貌的描绘中反映出来。 　　他曾多次对笔下女性的容颜表示由衷赞美，如曾家大儿媳曼妮，有着炯炯有神的双眼和皓月般洁白的牙齿。 　　而曼妮的美，不仅通过作者的直叙，亦从桂姐口中得以表达出来：“脸生得这么漂亮，我若是男人，也会相思成病的。在病中一看见这么美的脸，我的病也会好的。” 　　当然，作为曾家又一位儿媳以及故事主角，姚木兰的美丽更无须赘述。 　　而姚木兰侄媳丹妮的外貌，也得到了高度评价：“然而灿烂的黑发、柔嫩的脸颊、持久的微笑使得梅玲更加艳丽，表现在一个二十二岁美女身上或是盛开的花朵，我可以称它为一种艳光。”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