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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古代造物活动——以其功能之美为主 　　如果将造物之美，仅仅只局限于某一种装饰纹样是否具备了一定的审美趣味，或者某一器物的色彩是否合宜，而忽略了其整体的使用关系即器物使用的合目的性的美和器物功能所体现出来的形体美，这显然是有偏颇之处的。 　　虽然我国工艺发展的历程中“重道轻器”的思想通常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因此对工艺技术的否定，也包括其带来的技术美和功能美也是并不太赞同的。 　　但是即使是在这种环境之下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表现出了对功能的重视，无论是先秦时期法墨两家还是伴随着西学东渐和在新儒学发端下的实学之风的思想家都是功能之美的倡导者，并且器物功能所体现出来的外在形式美，也常常通过“物”的载体来呈现。 　　一、重己役物、致用利人——工艺造物的最高境界 　　“重己役物”出自《荀子·正名》，意为重视人本身和器物的功能性，使物服务于人而“不以身假物”“不玩物丧志”，即工艺造物的核心是使物服务于人，为人所用。 　　“致用利人”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设计观念，它指造物设计应该满足人的使用需求的。“重己役物”是方法，而“致用利人”则是目标，它蕴涵了东方古老智慧中的辩证思维方法，在这种思维下，最核心的问题则是人和器物的关系问题。 　　我们的先祖在传统的工艺造物活动中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也是人和器物的关系问题，以石器设计为例，北京人的石器好似尚无定形，但是到了山顶洞人，不但石器已经十分均匀和完整，并且还出现了磨光、钻孔甚至还有刻纹的器皿。 　　我们的先祖在物质生产活动中首先是满足了日常使用的需要，即石器的出现也是物质生产的产物，但是同时对使用工具合规律性的形体感受而进行的一列的升级和改造发展成了磨制石器，不仅使器物变得更方便、省力，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审美和形式上的要求。 　　因此，功能美也是器物适宜人的使用而体现出来的合目的性的美以及器物功能所体现出来的外在形式美。 　　二、工艺造物功能美的思想溯源 　　1.功能之美产生的时代背景 　　先秦时期哲学文化思想领域的活跃促进了工艺设计制作的学术理论的繁荣，诸子百家们虽大多数都不是工艺家的身份，他们也很少专门的正面地谈论造物设计或者有关造物活动的美学问题。 　　关于美、工艺设计、艺术的言论大多数是在论述以政治之术治理国家问题或哲学问题时用以比喻或例证的形式而出现的，但这些思想主张和思辨性的哲学思考都对工艺设计和制作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这些思想中以墨家和法家为代表，他们强调实用功能，主张“先质后文”的设计观是古代造物活动的功能美的主要倡导者。 　　秦汉直至宋元时期，虽然实用和功能的思想也贯穿着工艺造物活动的发展历程，在汉代早期也有贾谊等人主张实用甚于审美的工艺美学观念，但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占据着统治地位。 　　以及直至宋代理学成了显学，它所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是对技艺的反对，这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对工艺造物的功能的发展是没有过多的关注的。 　　但是到了明代“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和西方新学的输入，在这种实学之风的影响下明代工艺美术呈现的重实用重技艺的特征，因此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对于工艺造物功能美的探索也有着较大的发展。 　　2.墨家学派的造物之美——非美之美 　　虽然墨家学派和儒家学派在先秦时期并称显学，但是两者的工艺美学思想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墨家学派的墨子主张“仁人之所以为事着，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由此可以看出墨子美学观念强调的是一种以人民的生活日用为本的观念，强调义利人利民。 　　而孔子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儒家的眼中义与利则是处在一个对立的状态。因此可以说儒家之言是重礼轻实践的，对工艺技术持的是一种轻视的态度。 　　对于儒家所倡导的这种维护贵族阶层的“圣人之道”，墨家学派也是不赞同的，他们认为儒家所提倡的这种繁文缛节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墨家所提倡的圣人之道则是以实用为基础的发展才是圣人之所为。 　　由此可见，在墨子的眼中所有精神上的享受和外观的装饰效果必须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之上，器物内在功能的合目的性的美，即实用之美更为重要。因此，墨家倡导的是一种非美之美即功能之美。 　　3.法家学派的造物之美——好质恶饰 　　法家是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学派，它所倡导的“重农抑商”“尽地力”“禁技巧”的充分表达了他对技艺的偏见，但也流露出法家有着强烈的功利主义的观念，因此反映在造物和美学观念上实用的观念极其突出。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通过对于外在的人工的装饰即“饰”的否定，并且引用了“和氏璧”“隋侯珠”以质为美的肯定，来阐明依靠修饰来饰的本质就是糟的，所以在器物的外在的“文”和内在的“质”的关系问题上，韩非子无疑是坚定地站在“质”的立场之上的，强烈的反对装饰的。 　　4.经世致用思潮下的造物之美——实用为美 　　经世致用的思想是由明清著名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