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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皇帝应怎么称呼生父的争论 　　宋英宗赵曙应该怎么称呼他的生父赵允让呢？许多士大夫都坚持要宋英宗称他生父为“伯”，以现代人的观念，确实会感到不可理解。但是，对于宋朝人来说，这却是必须明辩的政治原则，而且真的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争辩——便是宋英宗朝的“濮议”。 　　宰相首倡“濮议” 　　赵曙是以宋仁宗皇太子的身份继承皇位的，但他并不是仁宗的亲生子，英宗甫一亲政，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执政大臣便上奏：“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典礼，详处其当，以时施行。”但其时仁宗逝世未久，不适合讨论崇奉濮王之礼，因此英宗下诏：“须大祥后议之。”治平二年（1065）四月，仁宗“大祥”之礼一毕，韩琦等人又旧事重提，于是英宗下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 　　这明摆着是皇帝与宰相欲尊崇濮王的意思，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司马光自告奋勇，奋笔写了一份意见书《议濮安懿王典礼状》，大意是说：濮王与陛下虽有天性之亲，但陛下能够登极，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却是因为继承了仁宗皇帝之嗣。从血缘上说，陛下是濮王之子，但在法理上，陛下却是仁宗之子。建议按封赠亲王的先例，尊封濮王“高官大国”。以王珪为代表的翰林学士认为，根据礼法，宋英宗应当称濮王为“伯”。时为治平二年六月。 　　宋人的这一观点，用柏杨的话来说，“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是，从礼法的角度来看，却是不难理解的，自世袭君主制确立以降，合法的皇位继承，一直遵循两条原则：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从来没有由侄子继承大位的道理。在法理上以仁宗为父，构成了英宗继位的合法性。否认这一点，等于推翻了英宗登基的合法性。 　　发生在治平二年六月的第一次“濮议”遂草草收场，追崇濮王之礼的动议暂时不了了之。 　　台谏官再次挑起“濮议” 　　转眼到了治平二年十二月，冬至祭天大礼过后，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复申前议，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礼”。英宗跟吕诲说：群臣反对朕尊濮王为“皇考”，想必是“虑本宫兄弟众多，将过有封爵，故有此言”。吕诲说：没有这回事。想仁宗皇帝“于堂兄弟辈尚隆封爵，况陛下濮宫之亲”，陛下若给濮邸封爵，谁敢说三道四？但尊为皇考一事，关乎礼法，不能不详议。随后吕诲又连上七疏，要求再议濮王之礼。但英宗没有同意（也许皇帝正在等一个时机）。吕诲又说，既然陛下不采纳台谏意见，那好，我不玩了，我辞职。但英宗又不批准辞呈。气得吕诲暴跳如雷，转而攻击韩琦、欧阳修。 　　吕诲不是一個人在战斗。范纯仁与吕大防等御史也纷纷上书弹劾韩琦与欧阳修。这大约是治平三年（1066）正月的事情。宋英宗本人，当然站在执政团队一边，“上意不能不向中书”。但他没有仓促下诏采纳宰相的意见，他还要等。等什么？等曹太后的说法。 　　正月二十二日，曹太后突然给外廷下发了一道手诏：“吾闻群臣议称，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再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濮王的三位夫人）并称后。”曹太后深知皇帝与宰相的心意，不欲朝廷因此而撕裂，只好委曲求全，出面调解政府与台谏之争，于是便有了这道手诏。接到太后手诏，韩琦、欧阳修“相视而笑”。 　　“相视而笑”的韩琦与欧阳修有点高兴得太早了，他们迎来的是礼官据“礼”力争的反驳和台谏官更凶猛的攻击。这个时候，台谏官的进攻重点，也不再放在皇帝应怎么称呼濮王的问题上，而集中攻击执政官非法沟通内宫。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台谏与政府已势同水火，不可两立。 　　结局：惨淡的胜利 　　宋英宗问执政团队，怎么办？欧阳修说：“御史以为理难并立，陛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英宗犹豫良久，决定挽留执政官，斥逐台谏官。不过想了一想之后，又交待了韩琦一句话：“不宜责之太重也。” 　　治平三年正月底，吕诲被罢去侍御史知杂事之职，出知蕲州;范纯仁出任安州通判;吕大防免了监察御史里行之职，出任休宁知县。与吕诲被免职同一日，同知谏院傅尧俞被任命为兼侍御史知杂事，接替吕诲的职务。但傅尧俞坚决不接受新任命，英宗连下数谕挽留，但傅尧俞坚持“求去”。最后，英宗不得不在三月份改任傅尧俞为和州知州。知谏院司马光上疏要求英宗召还傅尧俞等人，不获同意，也提出辞职，并连上四封辞职报告，但英宗一直不予批准。 　　至此，历时一年多的“濮议”之争，以御史台几乎被“斥逐”一空而收场，皇帝与宰相取得了有限的胜利：宋英宗不用以“皇伯”称呼父亲濮王，但也不敢尊濮王为“皇考”，只是含糊其词地称为“亲”。又过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便因病逝世了，“称亲”也变得毫无意义。这一在“濮议”中争取来的胜利，可谓惨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