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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变法舆论管理思想及实践研究 　　摘要：子产是中国历史上最早针对变法舆论管理问题展开专门论证、集中阐述的政治家。他一方面尊重人们议政权且能包容负面舆论，另一方面既已认定变法利国就不顾反对声音和干扰一往无前。两种思想交织在一起，决定了子产舆论管理的实践方式和特点。子产的变法舆论管理思想及实践不仅是郑国变法成功的重要保障，而且对战国变法运动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变法舆论管理思想不足之处在于其无法准确地回答舆论如何被政治系统有效利用、怎样判断变法者的政治辨识能力高于舆论主体。这两个难题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思维框架下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几乎每次变法人们总要围绕舆论问题有所争论。 　　关键词：子产;变法;舆论管理 　　中图分类号：g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20）01-0112-09 　　变法是在保持现有统治秩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的社会变革运动。保持稳定就要求变法家不能像革命家一样，组织一部分在旧制度下权益丧失或受损者，用暴力手段推翻旧政权及其维护的旧制度，他必须既能让旧制度的获益人群，在放弃激烈抵抗的前提下，接受由于新制度的建立而丧失（丧失部分）权益的现实，又能让在旧制度下失去权益的人群，在放弃激进手段的前提下接受新制度的建立。变法家让矛盾双方达成妥协所能采用的方法和技巧固然很多，但作好舆论价值评估及管理工作则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变法发生，而最早的、有明确记载的变法集中期非东周莫属。西周以降的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段。从生产力的角度着眼，铁器不仅出现而且正在取代青铜器;从王权角度着眼，周天子的权威已经没落，各诸侯国进入争霸角逐的状态;从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制度角度着眼，宗法制、井田制、礼乐制等都受到极大的冲击，开始走向瓦解。种种迹象表明，春秋就是迈向新纪元的过渡期。各诸侯国为了在新环境中崛起或赢得生存机会，纷纷对内外政策做出相应调整或革新，掀起了中国历史上首轮变法浪潮。接下来的战国也是大变法时期并且比之春秋变法，无论规模还是深度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此一时期重要的变法、成功的变法多由法家人士主持，而春秋時期的变法家管仲、子产等又为法家先贤，故而梳理他们的变法舆论管理思想及实践经验对于李悝、申不害、商鞅等人变法舆论观的形成具有探本意义。加之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对后世国人的所思所行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探索前述问题也对中国的变法舆论课题研究具有学术寻源意义。 　　一、文献综述 　　本研究将视点锁定在管仲、子产后，比较二者主持变法的史料，结果发现，大部分有价值的史料都集中于《左传》《史记》，且关于子产变法的记载要更集中一些。有涉管仲者还有《管子》一书，但后世研究者就作者是否为管仲本人、究竟哪些篇章能代表管仲真实的思想等方面歧说百出。为慎重起见，本文将最后的研究对象划定为子产。 　　子产（约前578-约前522年），鲁襄公十九年（前554年）为郑国卿，鲁襄公三十年（前543年）任执政，为改变郑国贫弱面貌，大力推行变法：鲁襄公三十年，“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鲁昭公四年（前538年），作丘赋;鲁昭公六年（前536年），铸刑书。变法在一定程度上使郑国提升了国力，缓解了国内矛盾，最终虽未在诸侯间称霸，却延续了国运，总体上是成功的。 　　国人对子产治国期间舆论现象的关注起源甚早且持续久远，如春秋之孔子，战国之孔斌，北魏之李彪、崔亮，唐之卢怀慎、韩愈，宋之吕公著、司马光，金之张汝霖，明之王肯堂，清之马骕、袁枚，民国之张荫麟皆是其中代表。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将研究发现与国外各种学说相融合，产生了大量成果。例如，任中峰先生从政治传播学的视角出发，认为子产对变法负面舆论的宽容和对乡校议政的容忍都是他“鼓励言论自由”的表现。桑东辉先生从子产政治思想表现出的相互矛盾之处人手，列举他既主张尊重民意而反对毁乡校，在变法遭遇国人舆论反对之时又坚持己见，表面上对立，实则在其“救世”政治伦理思想中得到统一。程有为先生从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经验梳理出发，认为子产不毁乡校，尊重舆论是其“发扬民主、不独断专行”进而希冀达成政治和谐之愿的表现。周干先生站在勾勒子产形象的角度，将不毁乡校视为子产作为开明政治家的历史证明。李慧芬先生立足于“政治民主建设”的考量，认为“不毁乡校”反映了子产善于听取人民意见的进步思想.这一思想对今天民主建设也有着借鉴意义。王志平先生从思想传承的角度出发，认为子产对乡校的包容是民主精神的体现，并影响着后来的孔子。 　　以上学者都敏锐地认识到子产不毁乡校，重视、保护舆论的历史事实，并从各自关注角度